李天佑上将之子披露：当年在东北，父亲曾救过四野首长一命

开国上将李天佑是我军将领中战功显赫的一位，他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屡建奇功。他所率领的38军在我军历史上声名远扬，几乎无人不晓，成为传奇部队。

巧合的是，平型关战役之后，林彪师长因病前往苏联治疗，而李天佑也紧随其后赴苏联疗养，因此两人均未能亲历后续的抗日战争。日本宣布投降后，林彪师长赴东北出任司令员，李天佑亦随之前往东北。这种历史节点上的交错，使得李天佑最为人熟知的几场战役，如平型关战役、三战四平、四战四平以及天津战役，都与林彪司令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然而，李天佑真正的革命生涯开始得更早。14岁时，他就在广西南宁投身革命，随后参加了由小平同志和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成为红7军的一员。之后，他随红7军辗转来到江西中央苏区，被编入红3军团，归属彭德怀总指挥麾下。在红3军团中，李天佑历任连长、副团长及团长，不到20岁便被任命为红3军团第五师师长。他的政委钟赤兵（后为开国中将）与他密切合作，带领红5师在湘江战役中担任关键阻击任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在强渡乌江等战役中，李天佑依旧表现出色，屡建功勋。

可以说，李天佑是在彭德怀将军的英明指挥下成长起来的精英军官。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后，他依然跟随彭总参加了直罗镇战役。1935年11月下旬，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李天佑调任红2师副师长，师长为刘亚楼，政委是肖华，这时他才开始在林彪军团长的领导下工作。

在东征战役中，红2师5团作为一军团的先头部队率先渡河。李天佑主动请缨加入先头部队，亲自带领部队重创晋绥军第二纵队的两个团，表现得极为英勇果断。

凭借东征战役中的卓越表现，李天佑被调任红4师10团团长，政委为杨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4师调整为115师343旅686团，李天佑担任团长，杨勇为副团长，实际上兼任政委。在此之后，李天佑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686团作为主攻部队，承担着“拦腰斩断”日军的重要任务，李天佑勇敢果断，成功夺取了老爷庙阵地，成为平型关战役胜利的重要保障。

1938年5月，李天佑因病返回延安治疗，随后转赴西安，但疗效有限。1939年6月，他与刘亚楼、杨至诚、钟赤兵、卢冬生等受伤将领一同被送往莫斯科治疗，之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当时林彪师长也在苏联治疗，兼任他们的领导。

1941年夏天，李天佑等人离开莫斯科，计划经由外蒙古和绥远回国，但抵达绥蒙大青山时，发现该地已被日军严密封锁，迫不得已只得原路返回。回国后，他们遭林彪师长批评为“怕死”，但事实上，日军的封锁确实难以突破。

这次失败后，李天佑继续滞留苏联两年，直到1943年中旬，才化装成商人，历经艰难险阻，穿越戈壁滩，辗转宁夏、甘肃、西安，最终安全抵达延安。

抗战胜利后，李天佑与许多将领一样，踏上了前往白山黑水的征途。因离开前线已有七年，主力部队班子早已稳固，他被安排留在后方，担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市代理卫戍司令员。

据其子李亚宁回忆，李天佑在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期间曾救过四野首长一命。有一次，他们同赴外地察看地形，归途时天色已晚，便在一个村庄留宿。李天佑军事素养高，习惯先摸清地形，得知村后有条河流后，他便警觉此地不安全——当时东北土匪猖獗，一旦被包围，背水一战风险极大。

整夜未眠的李天佑保持高度警戒，天刚蒙蒙亮便叫醒众人上路。果然刚过河，一伙土匪紧追不舍，险象环生。尽管离开前线多年，李天佑依然保持着高级将领的敏锐和战斗素养，留他在后方实属人才浪费。

1947年4月，东野总部下令将李天佑从松江军区调至第一纵队担任司令员，重返前线指挥作战。此举的原因在于，第一纵队主力前身为115师686团，而李天佑正是带领这支部队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团长。

然而当时第一纵队司令员是万毅将军，该部队的另一部分主力也由他在山东根据地发展起来。万毅不愿离开心爱的部队，多次向东总递交申请，最终成功留任第一纵队政委。

第三次四平战役期间，李天佑与万毅率领第一纵队猛攻四平整整15天，尽管陈明仁守军固若金汤，但最终因敌援军到达，东总下令撤退。此战虽未完全胜利，第一纵队对敌方伤害巨大，但也付出了4000余人的伤亡代价，李天佑肩负巨大压力。

8个月后，第四次四平战役爆发，东总再次任命李天佑为攻城总指挥，充分展现对他的高度信任与重视。这次战役中，李天佑指挥有方，仅用23小时便攻下四平，奠定了东北战局对我军有利的基础。

在辽沈战役中，第一纵队作为总预备队未能担纲主角，但随后的天津战役中，四野总部派遣38军（即第一纵队）和39军担任主攻任务，负责从城西方向进攻。38军军长李天佑与政委梁必业共同指挥此次战斗。

战役中，38军和39军攻势猛烈，成功占领金汤桥并直捣天津守备司令部，生擒陈长捷。天津战役历时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其中38军俘虏就达2.47万。在李天佑的领导下，38军展现出后续抗美援朝战场上“万岁军”的雏形。

从调任第一纵队，到两次担任四平战役攻城总指挥，再到天津战役主攻，三次重用充分体现了四野领导对李天佑的信赖和肯定，也让他全面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与领导风采。

随后，李天佑出任四野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率部一路奋战直至广西。

1955年，李天佑因其在战争年代中的卓越贡献，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功勋卓著。

原创他刚改为副军长，四野首长对他有新任务：保留军职，去当师长！

在战争年代，指挥员的职务往往随着战斗的频繁而有所变动，通常情况下，只有因过失才会受到降职处分。大多数时候，职务调整是出于战略需要，而非无故的降级。

曾克林在解放战争三年多的时间中，其职务经历了多次变动，从军区副司令调任为纵队司令，再次升调至三级军区司令员，后来又被派往一线作战部队担任副军长，甚至在某个时期还担任过师长。他的职务变化并非源于个人的失误，而更可能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

曾克林是八路军中第一个成功穿越险阻抵达东北的指挥员。在抵达沈阳后，他迅速展开部队的再发展，仅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成功扩充了组织规模，增加了8万人的兵力。在他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向东北派遣部队后，军队也随即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将众多军队安排到不同的纵队中。

当时，东北地区成立了以西满、东满、南满和北满为核心的四个二级军区，这些区域下辖的野战纵队和三级军区使得战斗体系更加完善。例如，南满军区管理着第3纵队、第4纵队，以及多个三级军区和独立师。曾克林担任南满军区的副司令员，其司令员先后是萧华和程世才。程世才在兼任第3纵队司令员期间被调离后，萧劲光接任军区司令，曾克林也随之提升为第3纵队的指挥官。

1947年8月，曾克林被任命为辽南军区的司令员。这个三级军区与纵队在级别上是平等的，不同之处在于地方部队主要负责开辟和建设根据地，负责将兵力输送至作战部队，另有支援前线的重任。他在辽南军区的工作仅持续了几个月，便被调回第7纵队担任副司令员，接替了因调任第11纵队而离开的贺晋年。在后续的战斗中，他协助邓华参与了锦州和天津的攻坚战。平津战役结束后，纵队调整为军，此时他成了副军长。

在平津战役后，部队的战车数量显著增加，令人振奋的是，上级计划组建一个战车师，曾克林被特别选中为师长。四野的领导对他说，他的军职将得以保留，继续担任师长。在谈到职务时，还有许多二线部队将领原本与纵队司令员平级，然而在前线作战后的调整中，很多人都降级了。例如原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和政委方强，在剿匪之后，一个担任副司令员，一个则担任师长。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都得到了晋升，成为军长，叶长庚原是黑龙江军区的司令员，转任作战部队后担任50军副军长，而嫩江军区的王明贵也被调至作战部队任职师长，曾克林的经历也同样如此，从辽南军区调任第7纵队副司令员。

或许是考虑到这些官员在二线部队待得太久，尚缺乏指挥野战部队的实战经验，因此在调派到作战部队时，首先降低职位以积累经验，若日后机会成熟便可能会重新提拔。

至于曾克林成为战车师师长的内心感受，外界无从得知，毕竟他并不是第一次遭遇类似情况。在战车师部队中，包括两个装甲团、一个战车团和一个对空炮火团，装备有180辆装甲车和120辆其他战车，以及超过500辆汽车，总兵力超过6000人。这样的战车师不仅是全军首个，且其机动作战能力相当了得。然而，这样的重型装备却未能投入到解放南方的战役中，主要由于南方的水系发达，坦克和其他重型装甲车并不适宜行动，水多山峦众多，反而在机动性上遭到了限制，相较于北方的广袤平原，作战效果大打折扣。

就在曾克林开始熟悉战车师并训练部队之际，他却接到了调任空军工作的命令。事实上，他在战车师的作用颇为有限，毕竟没有参与到大规模的战役之中。

原创四野参谋长刘亚楼，转任兵团司令员，职务和级别究竟是升还是降？

1949年4月初，四野的80余万大军开始拔营南下，目标直指华中，而此时，参谋长刘亚楼却没有随军行动。他依然留在北平，负责处理“交接”工作。毕竟，在北平的防务和警备工作大多由四野负责，城内被征用的房屋数量也不小，各项事务繁杂。在这一期间，刘亚楼忽然接到了新的命令！

四野在3月进行改编时，仅设立了第十二和第十三兵团。根据上级指示，原计划新增第十四和第十五兵团，但由于南下任务紧急，未能在改编时完成新增兵团的组建。直到4月初，两个新兵团的军政主官选定工作才终于完成！

刘亚楼接到的命令，是正式担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同时，野司新设的第一和第二参谋长职务分别由华北军区的将领萧克和赵尔陆接任。这意味着，从此刘亚楼不再是四野的“103”号首长，而成为四位兵团司令员之一。

四野的第一政委罗荣桓当时因身体原因正在天津养病，未随军南下。东北野战军的“林罗刘”三巨头格局，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关于四野领导班子的大调整，存在诸多解读，总的来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歼阶段，人事安排也需适应新的形势。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作为东北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曾经的第三号首长，刘亚楼转任兵团司令员后，职务和级别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是否因此影响了1955年的军衔评定呢？

刘亚楼的军事生涯起始于参加闽西游击队，最初担任的是军事干部，曾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自1930年起，他转向政工工作，历任营政委（当时设有此职）、团政委、师政委等职。在长征途中，刘亚楼已经是红二师的政委，与师长陈光共同搭班，成为中央红军的精锐部队。1935年6月，两大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团结与交流，原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被调往四方面军工作，刘亚楼最终担任了红一师师长。

到达陕北后，陈光代理红一军团长职务，于是刘亚楼又回调到红二师担任师长。期间，他指挥部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东征山西等战斗，表现非常出色，是一名既能担任高级军政职务，又能指挥作战的全能干部。遗憾的是，他真正担任军事主官的时间较短，1936年6月，他被调入红大学习，担任师长的时间不满一年！毕业后，他继续担任了抗大的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等职，直到抗战爆发，再也没有机会亲自带兵上战场。

1941年，刘亚楼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整整十年，他只做了一年实际的军事主官，显然让这位有雄心壮志的将领感到遗憾。尤其在伏龙芝，他专注于战役学和大兵团作战指挥，成为学院的优等生。原计划1941年回国，却因战时交通隔绝滞留在苏联，参与了苏联卫国战争以及1945年苏军对关东军的作战，并因此获得了“战胜德国奖章”和“战胜日本奖章”。

抗战胜利后，刘亚楼在大连遇到了老首长罗荣桓，并被推荐到“东总”担任参谋长。自1946年至1949年，他又担任了四年的参谋长。然而，从参加革命的1929年算起，刘亚楼已经服役了20年，但军事主官的履历仍然仅有一年。全国解放迫在眉睫，刘亚楼几乎没有机会参与新的大战。

在平津战役中，刘亚楼代表林罗首长视察天津和塘沽战场，听取了各纵队司令员的意见，并在汇报中支持了“先打天津”的方案。最终，他被指派为“天津前线指挥员”，统一指挥34万大军攻占津门，29小时内成功攻克津门，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伏龙芝高才生的军事能力，也证明他不仅是优秀的参谋长，也是合格的司令员。

因此，在新兵团组建过程中，刘亚楼在林罗首长的支持下，超越了许多曾担任纵队司令员的将领，如李天佑、韩先楚等，顺利出任四野的第三个兵团司令员。

事实上，四野最初的两个兵团司令员，都是由“大军区副职”转任的。第一兵团的司令员萧劲光曾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职务和级别都高于“东总”参谋长。萧劲光最初在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后调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最终成为第一兵团司令员。

同样，程子华曾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副政委，排名也高于参谋长，后转任冀热察辽军区司令员，再改称第二兵团司令员。包括第二兵团政委黄克诚，他曾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和萧劲光、程子华一样，兵团司令员在当时的地位显然高于参谋长。

因此，四野的兵团司令员职位，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实际上拥有比参谋长更高的实权。作为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不仅负责指挥近20万大军，还在某一战略方向上享有指挥权和管理权。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军委和野司的高度信任，成为真正的“实权派”。

对比同时期的三野，原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在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后，也下到部队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而接任参谋长的张震资历较浅，也没有陈士榘的职务高。这进一步证明了兵团司令员的地位远高于参谋长。

三、首任兵团司令至少是“正兵团级”

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中，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的兵团司令员普遍被授予“正兵团级”军衔，其中多数为上将，少数为大将。例如，第二兵团首任司令员许光达被授予大将衔，而其他兵团司令员则普遍被授予上将军衔。

刘亚楼作为四野的新兵团司令员，尽管职务排名略有下降，但他的实际权力和地位并没有减弱。实际上，兵团司令员的“含金量”要远高于参谋长。因此，刘亚楼从四野参谋长转任兵团司令员，职务和级别虽然有所调整，但他最终获得的军衔上将也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