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改为副军长,四野首长对他有新任务:保留军职,去当师长!
在战争年代,指挥员的职务往往随着战斗的频繁而有所变动,通常情况下,只有因过失才会受到降职处分。大多数时候,职务调整是出于战略需要,而非无故的降级。
曾克林在解放战争三年多的时间中,其职务经历了多次变动,从军区副司令调任为纵队司令,再次升调至三级军区司令员,后来又被派往一线作战部队担任副军长,甚至在某个时期还担任过师长。他的职务变化并非源于个人的失误,而更可能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
曾克林是八路军中第一个成功穿越险阻抵达东北的指挥员。在抵达沈阳后,他迅速展开部队的再发展,仅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成功扩充了组织规模,增加了8万人的兵力。在他所领导的各个根据地向东北派遣部队后,军队也随即进行了统一的整编,将众多军队安排到不同的纵队中。
当时,东北地区成立了以西满、东满、南满和北满为核心的四个二级军区,这些区域下辖的野战纵队和三级军区使得战斗体系更加完善。例如,南满军区管理着第3纵队、第4纵队,以及多个三级军区和独立师。曾克林担任南满军区的副司令员,其司令员先后是萧华和程世才。程世才在兼任第3纵队司令员期间被调离后,萧劲光接任军区司令,曾克林也随之提升为第3纵队的指挥官。
1947年8月,曾克林被任命为辽南军区的司令员。这个三级军区与纵队在级别上是平等的,不同之处在于地方部队主要负责开辟和建设根据地,负责将兵力输送至作战部队,另有支援前线的重任。他在辽南军区的工作仅持续了几个月,便被调回第7纵队担任副司令员,接替了因调任第11纵队而离开的贺晋年。在后续的战斗中,他协助邓华参与了锦州和天津的攻坚战。平津战役结束后,纵队调整为军,此时他成了副军长。
在平津战役后,部队的战车数量显著增加,令人振奋的是,上级计划组建一个战车师,曾克林被特别选中为师长。四野的领导对他说,他的军职将得以保留,继续担任师长。在谈到职务时,还有许多二线部队将领原本与纵队司令员平级,然而在前线作战后的调整中,很多人都降级了。例如原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和政委方强,在剿匪之后,一个担任副司令员,一个则担任师长。随着时间推移,他们都得到了晋升,成为军长,叶长庚原是黑龙江军区的司令员,转任作战部队后担任50军副军长,而嫩江军区的王明贵也被调至作战部队任职师长,曾克林的经历也同样如此,从辽南军区调任第7纵队副司令员。
或许是考虑到这些官员在二线部队待得太久,尚缺乏指挥野战部队的实战经验,因此在调派到作战部队时,首先降低职位以积累经验,若日后机会成熟便可能会重新提拔。
至于曾克林成为战车师师长的内心感受,外界无从得知,毕竟他并不是第一次遭遇类似情况。在战车师部队中,包括两个装甲团、一个战车团和一个对空炮火团,装备有180辆装甲车和120辆其他战车,以及超过500辆汽车,总兵力超过6000人。这样的战车师不仅是全军首个,且其机动作战能力相当了得。然而,这样的重型装备却未能投入到解放南方的战役中,主要由于南方的水系发达,坦克和其他重型装甲车并不适宜行动,水多山峦众多,反而在机动性上遭到了限制,相较于北方的广袤平原,作战效果大打折扣。
就在曾克林开始熟悉战车师并训练部队之际,他却接到了调任空军工作的命令。事实上,他在战车师的作用颇为有限,毕竟没有参与到大规模的战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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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首长想从地方调他当兵团政委,聂老总:剿匪需要他!无缘南下
1949年4月,在大同经过长时间围困后,最终迎来了和平解放。这时,作为前线负责人之一的王平,前往华北军区司令部向上级汇报工作。正巧,他遇到了四野的政委罗荣桓。在一番交谈之后,罗荣桓提出希望王平能够加入四野,担任兵团政委。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或许就相当于“挖墙脚”了。
虽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华北地区的战事暂时平息,但地方的各项工作依然繁忙。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四野兵力雄厚,是否还能缺少一个合适的政工将领来担任兵团政委呢?然而,罗荣桓之所以选中王平,显然并非偶然。王平不仅有丰富的政工经验,而且曾在多个重要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在晋察冀的工作经历,以及在地方军区的管理和指挥,都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平的军事生涯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那时他就在红三军任职,后来随军到达陕北,并被派往陕北红军担任职务。抗战爆发后,王平成为了最早一批被派往晋察冀敌后展开工作的干部。与罗荣桓的交情也早已有了根基。在抗战初期,王平独自前往晋察冀开展工作,罗荣桓作为115师政治部主任,也在当地从事政治宣传工作。由于王平需要骨干力量协助,罗荣桓抽调了几十名干部来支持他。当罗荣桓奉命离开时,他希望这些干部能够随即归队,但王平最终没有按计划将他们送回,而是选择留下这些宝贵的干部,因为晋察冀的干部本就严重缺乏。从那时起,王平便一直扎根在晋察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后,王平被任命为军分区政委、二级军区政委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也在多个地方军区担任政委、司令等职务,主要负责发展和巩固根据地,为主力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并协助主力作战。例如,在清风店战役中,王平奉命从阜平赶往前线,他利用地方部队的力量有效拖延了敌军的进攻,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48年,随着大同周围的地区逐步被解放,四野采取了“围而不打”的策略。大同地区内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如果直接进攻,势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四野选择通过政治手段,瓦解敌人的内部力量,最终实现了大同的和平解放。在这一过程中,王平的政治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出他完全具备担任兵团级职务的能力和资历。
然而,实际上,四野在改编后,已经设立了四个兵团,兵团领导的职位也基本已经确定。尽管如此,罗荣桓依然希望王平能够担任13兵团的政委,因为原政委肖华要去参加国际会议。这时正好是四野南下解放中南的关键时刻,部队急需干部补充,而华北军区的萧克和赵尔陆等人也被调往南方。考虑到这一形势,王平可能会担任兵团政委。然而,最终聂荣臻并没有同意王平南下,原因很简单——平津战役后的华北军区虽然没有大规模战斗,但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处理,包括剿匪和土改等任务,因此干部的调动受到限制。
1952年,王平在军队评级时被评为副兵团级。从他的资历和职务来看,按理说应该被评为正兵团级。然而,军队的评级不仅仅依赖于资历和职务,还需要考虑战绩。由于王平长期在地方部队工作,虽然他在多个重要战役中贡献突出,但与经常在前线指挥的军区政委相比,战绩相对较为有限。像韦国清、莫文骅、李天焕等人,尽管曾担任兵团政委,也在评定时被列为副兵团级。
如果王平当初调入四野,担任兵团政委,或许在后来评级上并不会有太大差别。四野在南下作战的过程中,虽有几个大规模战役,如衡宝战役,但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较小规模的战斗任务。13兵团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广西,这样的任务对王平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最终,莫文骅被调到13兵团担任政委,也说明了当时兵团领导的调动是非常灵活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平被调到抗美援朝的战场,在战争后期,他担任了兵团政委、志愿军副政委等职务,继续为国家的胜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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