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袁世凯编练新军后曾进行两次秋操使清廷又惊又喜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清朝与日本之间爆发甲午战争。李鸿章采纳德国顾问汉纳根建议，奏请朝廷速练十万精兵，以备战时急用。此时大清国的国防力量早已羸弱不堪，八旗兵、绿营早在与太平军、捻军的交战时就溃不成军，曾国藩的湘军由于裁撤过多，现存的少量湘军也疲态渐显，唯有李鸿章所编练的淮军尚可一战。

至此国家危亡时刻，若再不练成一支精兵，国将不保。于是一接到李鸿章的奏请，朝廷立即颁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分别于北南两地着手实施。

接到诏令后，李鸿章派自己的亲信，时在天津督办粮秣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了1000余人的壮丁，编为十营的“定武军”，在天津近郊的小站，利用淮军废弃的旧兵营开始操练新丁。

不久，张之洞在南京编成2800余人，共十三营的“江南自强军”。

等两支新军组建完毕，即将出征之时，甲午战争以清朝的惨败而结束。

割地又赔款的朝廷为救亡图存，专门设立了督办军机处，由恭亲王奕䜣领衔，庆亲王奕劻为会办，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步军统领荣禄、户部右侍郎长麟参加，组成一个领导班子，拥有“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的至高权力，来主持全国的武备振兴之事。

此时刚回国没多久的袁世凯给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了一封建言信，在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

袁世凯以自己在外驻军十二年的亲身体验，指出了朝廷在用兵体制方面的弊端，同时话锋一转，在信中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正对如何振兴武备一筹莫展的督办军机处中的大员们见信后如获至宝，当即将袁世凯调入到军机处。

袁世凯由此开始进入了人生的快车道，在众多大臣的举荐下，光绪帝破例召见了这位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少壮派军人，并对袁世凯的才能十分赞赏。

随后，经过深思熟虑的袁世凯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路和可行性报告呈递军机处大员们。其建军思路可概括为：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按外国军队编制、装备与规章制度，新建一支陆军。

军机处的大员们审核后上奏光绪帝，救亡心切的光绪帝当既降旨批准实施。

于是袁世凯奉旨离京，前往小站接任定武军统领。他在原有的4700余人基础上，又新募得2500余人，重金聘来许多德国军事顾问，按照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重建了这支新军，人称“北洋军”。

在此期间，各省参照袁世凯的新式练兵方法，先后组织新军编练工作。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检阅新式练兵效果，袁世凯奏请朝廷，在直隶河间府进行秋季新军操练，史称“河间秋操”。此次秋操，是朝廷首次进行新军操练，人员构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北洋两镇，参练人员达到了4.3万余名，创清末新军三次秋操之最。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河间秋操属于北洋新军的一次内部交流演习，“演”的成分过多，“习”的成分不足。

转年，督办军机处总结了河间秋操的得与失，进一步完善了秋操的演习程序，决定在彰德（今河南安阳）进行一次有着全国性质的新军秋季演习，史称“彰德秋操”。

为组织好本次秋操，专门抽调北洋军第五镇及第一混成协组成北军，段祺瑞为总统官，而南军则为湖北第六镇和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组成，张彪为总统官（实际为黎元洪），两军共3.3万余人，马匹5000，进行南北军对抗演习。

朝廷对此次秋操高度重视，特向各国驻华使馆发出观摩邀请，同时也向全国各省下达了观操人员名单，各大媒体也获得了邀请，一时间观操人员达到了200多名。

袁世凯、铁良任阅操大臣。署军令司王士珍为总参议，副使哈汉章为中央审判长。军学司正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副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观操大员一律被为审判员。

10月22日，演习正式开始，南北二军经过三天三场的对抗演习，北军以一胜二平的战绩稍占上风。

彰德秋操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汇集了清朝新军的精锐力量，运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铁路运兵和电话、电报通信方式，这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

清朝新军的实际创始人，未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而后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的袁世凯，25日，在专门答谢各国武官、各省观操大员及参演将佐的招待会上，对此次秋操不无自豪地说道：“仿列邦之成规，创中国所未有”，“风声所树，耸动环球”。

此次秋操让朝廷是又惊又喜，喜的是通过十年的新式练兵，新军已基本成形，取得了很好的编练效果；惊的是新军基本部队都被汉族将领所掌控，满族将领无法染指，袁世凯在新军中的影响力无人能够撼动，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二年后，原本朝廷计划的太湖第三次秋操因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先后去世不得不取消。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中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中原大地，由此敲响了满清覆亡的丧钟。清朝苦心孤诣编练而成的新军，反倒成为了反清的主力军。

清末新军的军制、军费

清末，清庭逐渐以北洋新军作为中央军，以各省新军为地方军，将原有的防军、练军和其他旧军（旗兵除外）汰弱留强，一律改为巡防营，下面着重说明北洋新军（陆军）的军制。

袁世凯（新军练兵会办大臣）、铁良（新军练兵帮办大臣）与部属合影，第一排右起：王士珍、冯国璋、袁世凯、铁良、曹锟、言敦源。第二排右起第二人为段祺瑞

北洋新军基本采用日本陆军编制，以镇为基本战略作战单位，每镇由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组成：

每镇辖步兵2协，每协辖2标，每标3营，每营4队，每队3排，每排3棚，每棚兵目14人；

每镇辖炮兵1标，下辖3营，每营3队，每队3排，每排3棚，每棚兵目14人。

每镇辖骑兵1标，下辖4营，每营4队，每队2排，每排2棚，每棚兵目14人。

每镇辖工程兵1营，下辖4队，每队3排，每排3棚，每棚兵目14人。

每镇辖辎重兵1营，下辖4队，每队2排，每排3棚，每棚兵目14人。

全镇计官长及司书人等748名，弁目兵丁10436名，夫役1328名，共计12512名。

每镇设统制率领，镇下分协、标、营、队、排（哨）、棚，分由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率领。平时以2镇为1军，战时根据情况，以3镇为1军或合数军为1大军，由总统或军统率领。

袁世凯主导新军时，其总部机关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等（清末新军除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外，还有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江宁编练的自强军13营。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办，最后也归了袁世凯，成了“武卫右军”）。

这里再延伸叙述一点，新军（北洋军）进入民国后，编制上仍一如清末北洋旧制，只是在1912年9月15日，将新式陆军的镇（统制）、协（统领）、标（统带）、营（管带）、队（领官）、排（哨，哨官）、棚（目）的名称改作师、旅、团、营、连、排、班，将原有的“左、中、右”、“前、后、左、右”等一律改作“一、二、三、四”等。随后公布的《陆军平时编制条例》，也对师一级的基本战略单位编制进行了调整：

陆军师下辖两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各一团，工程兵、辎重兵各一营。其中，步兵旅每旅下辖两个团；每团辖3个步兵营、1个机枪连；每营辖4个步兵连；骑兵团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团由4个骑兵连组成，乙种团由3个骑兵连组成，视驻地的情形而定；炮兵团下辖两个野战炮营、一个山炮营。

此外，民初还大量出现过一种特殊的编制：混成旅。

因无法定编制的制约，混成旅的编成千奇百怪。一般来说，旅下辖有步兵2至3个团，骑兵1个连至1个营，炮兵1个连至1个营，工兵、辎重兵1个连。编制小的混成旅有三千兵马，多的则逾万人（如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俨然一个陆军师的规模）。从兵种组成上看，混成旅更具备战斗、战斗支持和战斗勤务支持的全方面功能，在袁世凯时代的末期共有17个混成旅。

我们查到了宣统三年（1911），清廷的军费开支，第一位是新军；第二位是勇营；第三位是旗兵；第四位是新军学堂；第五位是绿营。现列表于下：

新军：54361901.621两（白银）；

勇营：19130940.711两（白银）；

旗军：8863629.211两（白银）；

学堂：5862922.873两（白银）；

绿营：3066060.880两（白银）

这个表说明新军在迅速发展、壮大，而勇、旗、绿三军，则日益衰退，将被取而代之。

清末新军编练：如何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2017-08-02 14:14

以往诸多论着认为清末新军编练起于甲午战后，因甲午惨败，清廷决心改革军制，效法西式练兵，遂在战后大改革中编练新军，前因后果顺理成章。实际上，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湘、淮军中便已采用了洋枪洋炮。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两个多月，清廷即开始了新军编练工作，甲午战后此起彼伏的变法、自强之声更是促进了此项工作的发展，并最终在清末新政时达到了高潮。鉴于辛亥革命时新军的地位与作用，有人曾言是清廷一步步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从上可知，甲午战争还未结束之际，督办军务处便开始着手编练新军之事了。战后，在“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背景下，全国多地也展开了新军编练工作，这在晚清乃至近代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均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作者：李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