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本书读懂中国
《中国文化精神（彩图新校本）》 张岱年 程宜山/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精神》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国人思想困顿，文化荒芜，民族自信心低落。如何提振国人的自信心，有勇气和底气去重拾业已毁弃的传统文化，理解接纳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敏感的文化界率先掀起了文化讨论的热潮，大家各抒己见，大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张岱年先生义不容辞地走向潮头。1982年，他写就《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提炼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精辟见解，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想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精神，必须有一番系统的梳理考察并重新论述。这对年逾古稀的他来说绝非易事。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弟子程宜山愿意执笔书写，于是师徒合作，历经数年，最终写成如今的十二章、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文化巨著。
第一部分是导论《我们的文化观》，标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其后各章的内容依次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良倾向、中国文化的论争等，最后一章提出“综合创造论”的文化主张。全部内容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最好的阅读当然是自始至终、一气呵成地畅读。当然，如果选择其中的几章拼读也是不错的选择。
作者的论述很友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首先定义“文化”“精神”。所谓“文化”，是人类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认识：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第二层是文物；第三层是制度、风俗。正是这三层“文化”的包围，才让我们成为特定文化下特定的人。
所谓“精神”，是相对形体而言的，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其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随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作者认为，这个体系主要有“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四个要素。具体说来，“天人协调”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和与中”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刚健有为”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也。
在作者看来，早在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就已经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以刚健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则体系。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在铸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一旦失去民族独立就一蹶不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起来，与刚健自强精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刚健自强的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上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倍增。阅读本书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信源于文化，因为这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时候，阅读这样的一本书正当其时，它能让你触摸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本书1991年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张先生去世后，2006年本书再版，易名《中国文化论争》。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后，2015年第三次出版，改为《中国文化精神》。2022年的第四次出版，新增近百幅彩图，真正做到图文并茂，大大增加了阅读的趣味和品质。
书比人长寿。以生命书写学术，薪尽而火传。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但他们的精神一直活在书中，照亮我们。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2年12月30日第6版
井延坡工作室｜中国航海日遐想：一本书，一块碑，一片海
1492年8月的一天，西班牙帕洛斯港，微风徐徐，旌旗招展。三艘飘扬着西班牙王室旗帜的木桅帆船正蓄势待发，准备扬帆起航。在这支船队的旗舰“圣玛丽亚”号上，一个意大利人正静静地站在船艏，冷峻的目光投向大海的那一头。
这个人叫哥伦布。在他的率领下，一段跨越欧洲与美洲的大航海之旅即将开启，世界航海史上新的一页正在徐徐打开。而即将要书写这一页的人——哥伦布，脑海中可能还在不断回荡着另外一本书。
这是一本创作于哥伦布出生前的150年，记载了无数“东方神迹”和奇闻异事的“世界第一游记”，《马可·波罗游记》。
哥伦布对这本书痴迷到了什么程度？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至今还保存着一本他读过的拉丁文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这本书上，哥伦布留下了366个页旁注释。注释中，对那些繁华热闹的市集巷陌，做工精美的丝绸锦缎，以及纸币、茶叶、香料、瓷器、檀香木等一连串珍奇物件，哥伦布不吝笔墨反复记录。甚至，他毫不隐晦地向他的朋友吐露了心声，“有了黄金，要把灵魂送到天堂，也是可以做的。”
但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有后人考证，这本书的作者马可·波罗可能并未到过当时的中国，甚至连黑海的边儿也没见着，但毕竟刺激了像哥伦布这样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航海家们迈出了征服海洋的重要一步。
在哥伦布船队起航后的第4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玛也紧随其后，过赤道、抵好望角，经印度洋而达印度西岸。同年，英国人卡勃特向大西洋西北方向航行，抵达了加拿大。这些航海家虽然没有一个踏上马可·波罗描述下的那块土地，但他们对世界版图的影响却是革命性的，这也成为人类历史上“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开端。
“地理大发现”给人类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交流开始急剧增加。随着一支支欧洲船队的破浪远航，欧洲人的视角也从领地之间的野蛮征伐投向更加袤远的地理空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殖民主义与血腥掠夺也像幽灵一般，伴随着一条条贯穿海洋的新航路的开辟，被欧洲的航海家们裹挟着，带到地球的很多角落。
正如恩格斯所说，“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地理大发现”，这个本就出自于西方人之口的词汇，除了带给欧洲少数国家财富与地盘，对人类世界进程却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本来过着与世无争生活的当地原生居民，赤裸裸的掠夺和占领，血淋淋的杀戮与奴役，则如疾风骤雨一般降临了。
法国著名诗人斯特芳·马拉美曾说过，“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可以写下属于自己的独立篇章。而其中的某些章节，又在不同的时空里产生了交叉。
1911年，在斯里兰卡南部的加勒市附近，出土了一块500多年前的中国石碑。石碑高144.78厘米，宽76.2厘米，厚12.7厘米，顶部两角呈圆拱形，上方刻有二龙戏珠的浮雕，四周饰有漂亮的花纹。石碑正面镌刻着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成的碑文。
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石碑上不少地方已经残缺，泰米尔文和波斯文的个别词句也很难辨识出来。但经过不同国家学者的努力，神秘的碑文还是最终得以破解。
这块石碑是1409年，中国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途经锡兰国（今斯里兰卡）时，在德维努瓦拉一个寺庙祭祀布施后所立，因此被定名为《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据考证，这块碑是郑和船队在出发前于南京刻好、随船带到锡兰国的。三种文字的碑文内容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对佛祖释迦牟尼、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的尊崇和敬仰，并说明祭祀立碑的目的是祈福“人舟安利，来往无虞”。
对于郑和立碑的这段经历，同时期的文献中也有记载。郑和船队的随行翻译费信在《星槎胜览》中曾这样写道，“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於寺，及建石碑以崇皇图之治”。如果翻阅当时明朝统治者颁发的外交诏令来看，这个所图之“治”就是“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有斯里兰卡学者认为，石碑充分体现了郑和以及中国古代人民的广阔胸怀和平等宽容精神。这与后来西方殖民者入侵斯里兰卡时修筑城堡、掠夺财富，强迫当地人民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郑和七下西洋，庞大船队所到之处，不仅将中华悠久文明广泛传播开来，也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贸易的发展。就拿船队远航抵达印度古里城来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的估计，“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印两国的贸易就占了全世界生产总额约一半以上”。这种盛况在15世纪前后持续了二三十年，使“印度的港口开始了空前的繁荣”。
一块沉睡了600多年的石碑，始终未能湮灭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的过往，更没能抹去这个民族经略海洋的思考。特别是，在这个民族拥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之时，追求的仍然是一种文明的理想，是止戈为武，是和平共处，是“共享太平之福”，这充分体现了一种开放兼容的思想、以和为贵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
广袤的海洋，忠实记录下人类探索未知的步伐，也接续着人类不断战胜困难险阻、构建理想世界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伟大的创举，奏响了人类进步的洪钟大吕。但也应看到，在这条道路上，难免会掺杂一些时代的杂音。就像《马可·波罗游记》，有的人嗅到的可能只是满地财富的味道，而恰恰忽略了东方文明的本身。于是，海洋在这些人的眼中，成为了他们攫取自身利益的最佳猎场。最终，也演变成其他民族的一场噩梦。
今天，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人类认知海洋的视角也越来越广阔。海洋，不仅是哺育人类的大粮仓，是新兴技术的孵化器，是推动文明的受力点，更是连接陆地、沟通世界的最重要纽带。在这个约占地球表面积71%、约为3.6亿平方公里的蓝色疆域上，我们除了要深深地敬畏它，更应该了解好它，爱护好它，开发好它。
就像中国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在散文《六百年郁闷》中写到的，“郑和的起点本来有可能成为一段历史的起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历史和我们自己都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但是，等郑和最后一次回来，这个码头也就封了。封住的当然不仅仅是码头，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多的一时算不过来”。
与《马可·波罗游记》比起来，600多年前郑和立的石碑可以重见天日，更多的是机缘巧合；但这个碑所承载的自觉自省，是否能够真正镌刻在民族的记忆中，成为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底气？
建设海洋强国，就让我们再一次敞开胸怀、扬起风帆，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投入到海洋的怀抱中，与世界各国一道，走互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携手应对各类海上共同威胁和挑战，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
用一本书读懂中国
《中国文化精神》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国人思想困顿，文化荒芜，民族自信心低落。如何提振国人的自信心，有勇气和底气去重拾业已毁弃的传统文化，理解接纳汹涌而至的西方文化，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敏感的文化界率先掀起了文化讨论的热潮，大家各抒己见，大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张岱年先生义不容辞地走向潮头。1982年，他写就《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上。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提炼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样的精辟见解，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想准确理解中国文化精神，必须有一番系统的梳理考察并重新论述。这对年逾古稀的他来说绝非易事。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弟子程宜山愿意执笔书写，于是师徒合作，历经数年，最终写成如今的十二章、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文化巨著。
第一部分是导论《我们的文化观》，标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立场。其后各章的内容依次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良倾向、中国文化的论争等，最后一章提出“综合创造论”的文化主张。全部内容条分缕析，纲举目张。最好的阅读当然是自始至终、一气呵成地畅读。当然，如果选择其中的几章拼读也是不错的选择。
作者的论述很友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首先定义“文化”“精神”。所谓“文化”，是人类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认识：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第二层是文物；第三层是制度、风俗。正是这三层“文化”的包围，才让我们成为特定文化下特定的人。
所谓“精神”，是相对形体而言的，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其本身也是文化发展的产物，随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中国文化丰富多彩，思想博大精深，因而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也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个包括诸多要素的统一体系。作者认为，这个体系主要有“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和“天人协调”四个要素。具体说来，“天人协调”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崇德利用”解决人自身的关系，“和与中”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刚健有为”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也。
在作者看来，早在战国时期的《周易大传》就已经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中、及时、通变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以刚健为中心的宏大的生活原则体系。这些思想的影响很大，在铸造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一旦失去民族独立就一蹶不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起来，与刚健自强精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刚健自强的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稳步上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倍增。阅读本书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自信源于文化，因为这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这时候，阅读这样的一本书正当其时，它能让你触摸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本书1991年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张先生去世后，2006年本书再版，易名《中国文化论争》。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修订后，2015年第三次出版，改为《中国文化精神》。2022年的第四次出版，新增近百幅彩图，真正做到图文并茂，大大增加了阅读的趣味和品质。
书比人长寿。以生命书写学术，薪尽而火传。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但他们的精神一直活在书中，照亮我们。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2年12月30日第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