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总兵权利有多大？让你想不到的六大实权

记得在自己以前的认识中，没有觉得清朝总兵是一个什么官职，更没觉得他有什么权利，只是认为其是兵里面那个带头的，相当于现在的士官一样，然而现在想想看，感觉自己当时的认为有点想当然，还感觉自己有点搞笑。

总兵其实在清朝武官体系中，居于正二品的官阶，看似低于提督（从一品），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实际掌控者。这个常被误认为“兵”职位，实则手握军事、行政、经济甚至司法大权，堪称清代"封疆大吏"中的实权派。

清朝总兵通常管辖一个镇（相当于现代军区），兵力从数千到上万不等。例如直隶天津镇总兵辖兵1.2万人，福建水师提督下辖的海坛镇总兵也有8000水兵。这些部队包括绿营步兵、骑兵及水师，总兵可直接调遣部队剿匪、缉私，甚至参与地方治安。据乾隆年间《中枢政考》记载，山西大同镇总兵"凡镇标三营及所辖协营，皆听节制"，实际指挥权覆盖晋北军事防御体系。

更关键的是"题补权"——总兵可直接举荐副将以下官员（如参将、游击），朝廷通常会批准。这种人事权使总兵能在辖区内培植亲信，形成牢固的军事集团。据资料考证道光年间，广东陆路提督麾下的潮州镇总兵，通过题补将12名亲信安插到各营，几乎掌控了整个潮州防务。

按清代制度，总兵本应专司军事，但实际操作中常越权干预民政。最典型的是河工事务——黄河、运河沿线的总兵（如江南河道总兵），不仅负责河防，还直接参与堤坝修筑、漕运护卫，甚至能调用民夫、征发物资。比如，康熙年间，江南狼山镇总兵主持修筑通州段运河堤坝时，曾擅自征收"河工捐"，每亩地加征银三分，引发地方士绅不满却投诉无门。

在少数民族地区，总兵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云南腾越镇总兵除管辖绿营外，还负责"抚绥夷人，稽查关隘"，可直接审判少数民族纠纷，甚至制定地方性法规。比如，乾隆年间，腾越镇总兵发布《边民互市章程》，规定马帮贸易抽税标准，所得款项直接充作军费，无需户部核销。

兵饷克扣：清代绿营兵饷常由总兵发放，他们通过"吃空饷"中饱私囊。道光年间，福建福宁镇总兵上报兵力6000人，实际仅4000人，每年侵吞饷银2.4万两。据考证，这种现象连皇帝都心知肚明，嘉庆曾朱批："各镇总兵空粮之弊，天下皆然。"

盐铁专卖：沿海地区总兵常垄断食盐贸易，如浙江黄岩镇总兵在猫头洋设立"军盐局"，强迫渔民购买官盐，每斤加价五文，每年获利数万两。内陆总兵则插手铁矿开采，山西太原镇总兵曾私开铁矿12处，役使矿工千余人，所产铁器专供军队和黑市。

关税分成：水陆要冲的总兵可分享关税收入。运河沿岸的淮安镇总兵，在清江浦税关设"兵饷分局"，每征收百两关税，提留五两充作"防务经费"，实则进入总兵私囊。据《清稗类钞》记载，道光年间淮安镇总兵年均分得关税银1.8万两。

清代法律规定，总兵对所辖军队有"军法从事"之权，可直接处决违纪士兵。但实际上，他们常将审判权延伸到平民。比如，乾隆年间，山东登州镇总兵在蓬莱设立"军法局"，凡沿海居民涉及"通盗""走私"等案，不经地方官府即可审讯定罪。1756年，登州镇总兵以"通倭"罪名处决渔民37人，事后仅向巡抚备案，连刑部都未知会。

在边疆地区，总兵的司法权更不受限制。新疆伊犁镇总兵兼管"回部刑名"，对维吾尔族民众可"便宜行事"。嘉庆年间，伊犁镇总兵阿玉锡因怀疑某伯克勾结浩罕，未经审讯即将其全家处斩，事后竟以"边情紧急，权宜处置"为由免于追责。

清代武举从乡试到会试，总兵都扮演关键角色。各省乡试的"外场"（弓马考试）由总兵主持，他们的评分直接决定考生能否中举。乾隆年间，江南提督麾下的狼山镇总兵，在江苏乡试中收受武生贿赂，将弓马平庸者列为优等，事后被御史弹劾，竟以"衡文偶误"从轻发落。

更关键的是"考拔把总"——未入流的武童可通过总兵主持的考试成为把总（正七品）。这一渠道使总兵能培植私人势力，据资料记载，湖南镇筸镇总兵在道光年间，通过考拔将30余名湘西土匪收编为把总，形成"兵匪一家"的局面，连巡抚都无法制约。

从雍正朝开始，总兵获得密折上奏权，可直接向皇帝汇报地方情形。这种特权连许多布政使（从二品）都没有。乾隆年间，广东碣石镇总兵苏明良的密折中，不仅汇报军务，还涉及洋商贸易、官员贪腐等内容，乾隆常朱批"知道了，密之"。

密折制度使总兵成为皇帝的"耳目"，也助长了他们的权势。浙江黄岩镇总兵在道光年间，曾通过密折弹劾温处道台贪墨，导致道台被革职查办，而总兵本人却因"忠直敢言"获得嘉奖。这种"以下制上"的权力结构，让布政使、按察使等文官对总兵忌惮三分。

清朝总兵的官职并不是很高，只是正二品，然而其的权利却已超出这阶段官职该有的权利，这种权利膨胀本质其实是专制体制下"以文制武"原则的失灵。

当军事权、行政权、经济权集于一身时，这个正二品武官竟成为地方治理中的"超级存在"。当监督机制失效，任何职位都可能异化为权力怪兽。

“司马”到底是什么官，为什么成为唐代“被贬”的代名词？

唐诗中，“司马”一词常与贬谪的愁绪相伴，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自称“江州司马青衫湿”，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亦写下“怀旧空吟闻笛赋”的绝唱。

这些诗句，不禁让人联想——“司马”到底是什么官职？何以成为官职被贬的代名词？甚至成为唐代贬官文化的一个独特符号？要知晓答案，不得不了解一下“司马”的起源及发展。

“司马”一职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在当时，“司马”可不是贬谪的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军政要职，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官职，最初与军事紧密相关。

《周礼》记载，“司马”为夏官（周礼六官体系之一）之长，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军赋，地位与司徒、司空并列，同属“六卿”中的核心成员。

在古代的分封制体系中，周天子通过“司马”调度全国军队，维系对诸侯的军事威慑，此时的“司马”堪称国家军事体系的总负责人，权力举足轻重。

春秋战国时期，“司马”的职能逐渐向地方延伸。诸侯国在卿大夫的封地内设置司马，负责领地的军事防御与兵役征发。

与周朝相比，这一时期的“司马”已不再是中央最高军事长官，但是，这一官职仍然是地方军政体系中的关键角色，直接影响封国的军事实力。

秦汉时期，“司马”的地位出现分化。在中央，太尉取代“司马”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司马”演变为太常等机构的属官，负责仪仗、门禁等具体事务，权力大幅缩水。

而在地方，郡级行政区设置“司马”，协助郡守管理军事，相当于地方军区的副将。汉代的西域都护府中也设有“司马”，掌管边疆军事，依旧留着一定的实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州、郡长官（刺史、太守）权力极大，常兼掌军政。作为其重要属官的“州司马”“郡司马”，协助主官统领地方兵马，实权在握。

如东晋王敦以荆州司马起家，最终倚仗荆州军事力量威胁中央。同时，朝廷为亲王配置“王国司马”，名义上负责王府护卫与事务管理，实则兼具监视藩王之意。

到了隋唐时期，州府承袭前制，设“司马”一职（级别为从五品或从六品），名义上作为刺史（州长官）的副手，但朝廷有意削弱地方佐官实权，“司马”逐渐沦为闲散之职。

唐代“司马”有两个特征——1、去兵权：只掌文书、仓库、门禁；2、品高权轻：上州司马从五品，俸禄不低，却没有任何实权，几乎成为闲职代名词。

说了这么多关于“司马”的起源与发展，重点来了，唐代诸多名臣文豪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韩愈等，都曾被贬为“司马”，为何朝廷将他们贬为“司马”，而不是其他官职？

首先，当然是品级与体面。“司马”品级相对较高（五品左右），将其贬至此位，表面上仍维持了士大夫的体面与待遇，符合朝廷“刑不上大夫”的潜在原则，避免处罚过于羞辱。

其次，朝廷主要为了削权与隔离。“司马”一职，无实际政务可处理，被贬者远离权力核心与决策过程，无法再发挥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政治隔离与惩罚的目的。

还有一个原因，安置便利。唐朝为安置贬谪官员，大量增设“司马”职位，谓之“员外置同正员”，专为贬官而设，有官名、领俸禄却无实权，成为理想的“流放地”。

最重要的一点，出于监管需要：被贬“司马”仍是州郡官员，但需接受地方主官的监督与管束，行动受限。柳宗元任永州司马十年间，始终处于严密的监管之下。

从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的经历来看，他们被贬为“司马”后，虽仍保有官员身份，却无权参与政务，只能终日饮酒赋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

总的来说，“司马”是“带薪流放”最佳选择——品级不降，权力清零，正好用来安置那些“犯了错误的名人”。这种闲置状态使得“司马”成为失意文人的象征，更是“被贬”的代名词。

原创宋朝兵部、枢密院、三衙都是军事机构，谁更有实权？很少人能说清

众所周知，在北宋之前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的局面充斥着极度的黑暗与压抑。虽然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不过70余年，但却经历了梁、唐、晋、汉、周等多个中原王朝，以及无数小型政权的兴衰更替。百姓在这个时期苦不堪言，国家的整体状况也早已岌岌可危，社会动荡不断。

宋太祖曾有过一番深刻的感慨，他说：“我宁可天下文官皆贪，也胜过武将造反。”他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在他所经历的53年时间内，见证了五代九姓十四帝更替的频繁，国家的局势动荡，像这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实属罕见。尤其是在五代十国的历史背景下，政权更迭如此之快，简直可以说是历史的悲剧。

宋太祖曾亲眼目睹过一次血腥的屠城惨剧，随着柴荣的指挥，他亲自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当他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被斩首，尸体倒在街头，而她怀中的婴儿仍在吸吮着母亲的乳汁时，内心深受触动。他无法忍受这种悲剧，于是下令停止屠杀，这一条巷子里的百姓得以幸免于难。后来，这条巷子被取名为“因子巷”，这也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深刻记忆。

亲历过这些惨状的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后，下定决心要约束军人的权力，努力建立一个更加以文治为主，武力辅佐的治理时代。于是，五代时期的军权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兵部、枢密院和三衙。这三大部门构成了宋朝的军事体制，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

那么，这三个部门分别掌握了哪些军事权力呢？每个部门又有谁真正掌握了实权呢？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争议。首先来看看兵部。兵部作为宋朝三大军事部门中的最古老之一，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周礼》中的夏官大司马职，到了隋唐时期，成为了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之一。在唐朝，兵部是国家法定的军事机构，掌握了最大的军事实权，兵部尚书甚至在某些时期，能够与皇权相提并论。然而，随着唐朝的衰落，兵部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尤其是在五代的混乱局面下，军人对国家法度的践踏达到了极点，传统的军事部门——兵部自然难以幸免。枢密院等新兴部门逐渐分担了兵部的职能和权力。

进入宋朝后，兵部的军事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史料记载，宋朝初期，兵部的职权被枢密院和三班院所侵蚀，兵部并未设置尚书和侍郎，而是由判兵部事的二人处理事务。宋朝的三衙体系逐步形成，兵部的权力越来越微弱。虽然如此，兵部依然是三省六部中的重要部分，历代的传统政治势力并未完全放弃兵部的地位，甚至在元丰改制后，兵部的管辖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

不过，宋神宗对于这种扩权的尝试持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祖宗制度中并没有让兵部掌握过多的军权，因此坚决拒绝将所有权力归兵部。最终，兵部的反扑宣告失败，兵部仅仅掌握了礼仪、武举选拔、民兵及后勤等一些较为边缘的职能。后来的学者普遍认为，在宋朝三分军权的格局中，兵部的权力是最弱的。

接下来谈谈枢密院。枢密院的制度最早源于唐代宗永泰二年，而作为独立的军事机构，枢密院在唐代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部门。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膨胀至顶峰，几乎掌握了所有兵权。尤其是枢密使的设立，标志着枢密院作为一个军事机构的正式开始。唐朝灭亡后，枢密院几乎接管了所有军事事务。

到了宋朝初期，枢密院依然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地位。尤其在战争爆发时，枢密院几乎是唯一的决策机构，有时甚至连中书都不参与军事决策。因此，在宋朝初期，枢密院的权力地位要高于中书。可随着时间推移，枢密院的权力开始逐渐削弱，尤其是在宋真宗以后，枢密院的实际权力大幅度下降。宋仁宗时期，枢密院的职能已经被大量文官所取代，甚至开始出现文官兼任枢密使的现象，这种变化使得枢密院逐渐丧失了作为军事核心的地位。

最终，枢密院的军事权力分散，尽管名义上它依然是最尊贵的军事机构，但它的实权已经不复存在。

最后，三衙四厢的形成与演变，为宋朝的军事体制增添了复杂的结构。三衙分别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而四厢则为不同类型的军队指挥系统。三衙所掌握的禁军，实际上是宋朝的主力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大。禁军和厢军的分布，以及三衙的历史演变，表明宋朝的军事机构虽然权力分散，但三衙依然在实权上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这些部门没有直接的调兵权，但由于三衙的军官直接由宰相推荐，并由皇帝亲信担任，这使得三衙实际上掌握了足以影响整个国家军事格局的实权。随着历史的演变，三衙逐渐成为了宋朝军事制度中最具实质权力的部分之一，直至宋朝后期，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成为了军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通过这样的权力划分，宋朝有效地避免了武人掌权的局面，使得政权能够稳定地运作，但同时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影响。宋朝的军事体制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制度的缺陷，成为后人反思和借鉴的历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