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方实权在谁手里？看完你就明白了

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军，是全球最为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它不仅规模庞大，技术先进，而且在战略部署及作战能力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那么，美国军方实权到底在谁手里呢？对于这个问题，小编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要明白美国政府的运行基础是“三权分立”原则，即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在这样的框架下，军事权力也不例外，它受到总统、国会（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以及特定的军事机构的共同管理和监督。

美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被宪法赋予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这意味着总统是美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总统有权下令军队进行军事行动，签署战争宣言（尽管在现代，正式的战争宣言已较为罕见），并提名国防部长及其他高级军事官员的人选，这些提名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比如，虽然特朗普在任时是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他本人是没有军衔的。

美国国防部直接负责军事事务的日常管理，包括预算分配、战略规划、武器采购等。国防部长是国防部的负责人，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负责向总统提出军事建议，并执行总统的军事决策。国防部长之下还有各类副部长和助理部长，他们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军事事务。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军方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由各军种的最高将领组成，包括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以及主席和副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不直接指挥作战部队，而是为总统和国防部长提供军事建议，参与军事战略的制定和评估。

国会拥有批准军事预算的权力，也就是说，没有国会的同意，军方无法获得资金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采购装备。此外，国会还通过军事委员会对国防政策和军队事务进行监督，确保军事活动符合国家利益和法律框架。参议院还有权批准高级军事官员的任命。

在特定情况下，一些关键人物的影响力会凸显出来。例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作为军队中的顶级将领，虽然不直接指挥作战，但在军事策略和政策建议上具有重要影响力。此外，国防部长作为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在军事决策中扮演关键角色。

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美国军方的实权并非集中于一人之手，而是分散在总统、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国会之间。

原创清朝时江宁将军与两江总督哪个地位高、实权大？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政治制度和官僚体系较为复杂。在清朝时期，江宁将军和两江总督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它们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清朝的官僚体系中，江宁将军和两江总督都属于高级官员。江宁将军是清朝设立的一个地方军事长官，主要负责江宁地区的军事防务和治安。而两江总督则是清朝设立的地方行政长官，负责江苏、江西两省的政务、军事、财政等事务。从官职等级上看，两江总督的级别要高于江宁将军。

江宁将军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防范外敌入侵以及管理地方军队。在清朝时期，江宁将军通常由满族贵族担任，地位较高，但实际权力相对有限。而两江总督则拥有更广泛的权力，包括地方政务、军事、财政等方面的管理。两江总督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对地方政务有较大的决策权。江宁将军主要负责江宁地区的军事防务，地域范围相对较小。而两江总督则负责江苏、江西两省的政务，地域范围较广，影响力更大。在清朝时期，江苏和江西两省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两江总督的职责和权力也相应地更为重要。

在清朝的政治体系中，两江总督的地位通常要高于江宁将军。两江总督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参与国家重大决策，而江宁将军则主要负责地方事务，政治地位相对较低。由于两江总督负责的地域范围较广，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其社会影响力也相应地更大。两江总督在地方政务、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对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江宁将军虽然地位较高，但其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小。

从官职等级、职责与权力、地域影响、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来看，清朝时期的两江总督地位更高、实权更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江宁将军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忽略。在清朝时期，江宁将军和两江总督都是非常重要的官职，它们在维护国家稳定、推动地方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时期的江宁将军与两江总督在地位和实权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清朝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清朝的稳定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到底是什么官，为什么成为唐代“被贬”的代名词？

唐诗中，“司马”一词常与贬谪的愁绪相伴，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自称“江州司马青衫湿”，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时，亦写下“怀旧空吟闻笛赋”的绝唱。

这些诗句，不禁让人联想——“司马”到底是什么官职？何以成为官职被贬的代名词？甚至成为唐代贬官文化的一个独特符号？要知晓答案，不得不了解一下“司马”的起源及发展。

“司马”一职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在当时，“司马”可不是贬谪的象征，而是实实在在的军政要职，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官职，最初与军事紧密相关。

《周礼》记载，“司马”为夏官（周礼六官体系之一）之长，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军赋，地位与司徒、司空并列，同属“六卿”中的核心成员。

在古代的分封制体系中，周天子通过“司马”调度全国军队，维系对诸侯的军事威慑，此时的“司马”堪称国家军事体系的总负责人，权力举足轻重。

春秋战国时期，“司马”的职能逐渐向地方延伸。诸侯国在卿大夫的封地内设置司马，负责领地的军事防御与兵役征发。

与周朝相比，这一时期的“司马”已不再是中央最高军事长官，但是，这一官职仍然是地方军政体系中的关键角色，直接影响封国的军事实力。

秦汉时期，“司马”的地位出现分化。在中央，太尉取代“司马”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司马”演变为太常等机构的属官，负责仪仗、门禁等具体事务，权力大幅缩水。

而在地方，郡级行政区设置“司马”，协助郡守管理军事，相当于地方军区的副将。汉代的西域都护府中也设有“司马”，掌管边疆军事，依旧留着一定的实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州、郡长官（刺史、太守）权力极大，常兼掌军政。作为其重要属官的“州司马”“郡司马”，协助主官统领地方兵马，实权在握。

如东晋王敦以荆州司马起家，最终倚仗荆州军事力量威胁中央。同时，朝廷为亲王配置“王国司马”，名义上负责王府护卫与事务管理，实则兼具监视藩王之意。

到了隋唐时期，州府承袭前制，设“司马”一职（级别为从五品或从六品），名义上作为刺史（州长官）的副手，但朝廷有意削弱地方佐官实权，“司马”逐渐沦为闲散之职。

唐代“司马”有两个特征——1、去兵权：只掌文书、仓库、门禁；2、品高权轻：上州司马从五品，俸禄不低，却没有任何实权，几乎成为闲职代名词。

说了这么多关于“司马”的起源与发展，重点来了，唐代诸多名臣文豪如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韩愈等，都曾被贬为“司马”，为何朝廷将他们贬为“司马”，而不是其他官职？

首先，当然是品级与体面。“司马”品级相对较高（五品左右），将其贬至此位，表面上仍维持了士大夫的体面与待遇，符合朝廷“刑不上大夫”的潜在原则，避免处罚过于羞辱。

其次，朝廷主要为了削权与隔离。“司马”一职，无实际政务可处理，被贬者远离权力核心与决策过程，无法再发挥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政治隔离与惩罚的目的。

还有一个原因，安置便利。唐朝为安置贬谪官员，大量增设“司马”职位，谓之“员外置同正员”，专为贬官而设，有官名、领俸禄却无实权，成为理想的“流放地”。

最重要的一点，出于监管需要：被贬“司马”仍是州郡官员，但需接受地方主官的监督与管束，行动受限。柳宗元任永州司马十年间，始终处于严密的监管之下。

从白居易、刘禹锡等文人的经历来看，他们被贬为“司马”后，虽仍保有官员身份，却无权参与政务，只能终日饮酒赋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

总的来说，“司马”是“带薪流放”最佳选择——品级不降，权力清零，正好用来安置那些“犯了错误的名人”。这种闲置状态使得“司马”成为失意文人的象征，更是“被贬”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