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撤销

抗日战争中，老蒋长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而军事委员会最有实权的四大部门分别是何应钦的军政部，白崇禧的军训部，徐永昌的军令部，陈诚的政治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即着手实施机构改革。依据美方的建议，在“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的原则下，国民政府应将一直沿用的“军事委员会”，以及原来隶属于行政院的军政部（也同时隶属军事委会啊）一并撤销重组。因此1946年6月1日，国民政府国防部由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军政部改组完成。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军政部一起撤销，合并改组为国防部。首任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军事委员会也因此次改组一并撤销，所以随着军事委员会的撤销蒋委员长也应该改称呼了，此时称呼总裁似乎更合适。看似此时白崇禧权利很大实则是有名无实的防长。最近看书看到这一段所以就聊聊。

这是改组前老蒋手下四位最有权势的部门：

主要负责军队的编制，人事任免，武器弹药装备。

主要负责征兵及新兵的训练及培训军官。

（仅某一时段任此职务，过程中何应钦也曾任参谋总长、白崇禧也曾任副总长，张治中也曾任政治部部长等。）

改组后4名大员的结局也反差极大，何应钦受陈诚等人的排挤军政部被撤销又失去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徐永昌告老还乡去陆大当校长，所以，最有实权的四个人变成了白崇禧和陈诚搭班子。国防部分为国防部本部和国防部参谋本部两个板块。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本部的总参谋长。

两套班子国防部本部“一长三次一办十司”的机构设置；一长指的是国防部长白崇禧。三次（次就是副的意思），指的是国防部副部长林蔚、秦德纯、刘士毅三位。一办的是国防部办公室主任刘咏尧（刘若英的爷爷） 。以及下属的10个司。再看国防部参谋本部一长三次一办四总六厅十二局”。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打下手的有刘斐、范汉杰、郭忏三位参谋次长。总长办公室主任钱卓伦 。四总指的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桂永凊、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还有下设的六厅十二局。这样看陆海空军司令在当时也不是多高的职务啊，至于从东北调离后的孙立人陆军副总司令的职务更是闲职。所以，从架构看参谋本部更具实权，海陆空和联勤总司令都在其下辖。

我们来看，1945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军政部改组国防部实施纲要》中，关于国防部的定位：“国防部负责制定国防计划，实施战争动员，改革军制，任免高级军官，制定军事预算、决算及高级军事裁判、军事外交等。为民国最高军事机关，同时接受老蒋交办的其他任务，并为统帅的最高军事顾问，综理全国军政事宜。”这是整个国防部的，还有后半句关于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责划分：国防部长根据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的训示，制定有关武装部队行政事项的法律以及方针、政策，由参谋总长负责具体执行，并以命令的形式下达全国军队。 这就明白了，国防部长只管制定政策，并不指挥军队。实际指挥军队的是参谋总长，向全国军队下达命令的也是参谋总长。

根据没改革之前的军事委员会的政策，“军政”和“军令”是分立的二元化体制。通俗点儿说军政就是军队行政的简称，军令就是军队指挥调令的简称，因此军政是负责军队行政管理类工作，军令就是负责军队指挥作战类事务。大多数国家，军政和军令是分开的，完全是两条线，比如国防部负责军政，总参谋部负责军令。以战争来说，要不要打仗开战，是国防部考虑的事情。如何打赢战争，是总参谋部考虑的事情。确定了要打仗以后，国防部会提出总体战略目标，和各个阶段的目标。总参谋部则会具体落实国防部提出的目标。国防部长的职权偏重于政治层面。参谋总长的职权则侧重于军事层面。

(闲聊历史，不足之处评论区指正）

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哪个在实权上更胜一筹？

在古代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六部尚书无疑是非常核心的官员，他们分别掌管着国家的各项重要事务。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更是重中之重，他们各自在军事、财政和人事等领域，拥有极大的权力。然而关于这三位尚书在实权上，谁更胜一筹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难以一言以蔽之。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从各自的职责、权力运作、以及历史影响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兵部尚书作为掌管全国军事大权的官员，其职责之重不言而喻。在战争年代，兵部尚书负责统筹全国兵力，制定军事战略，调配军需物资，是朝廷在军事方面的核心决策者。在和平时期，兵部尚书则负责军队的日常训练、边防防御、以及维护国内治安等事务。

兵部尚书在军事领域的实权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权力的发挥也往往受到，朝廷其他势力的制约。 尤其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兵部尚书的权力往往被限制在执行层面，难以在决策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户部尚书主管国家财政，负责征收赋税、管理国库、制定财政政策等。在古代社会，财政是国家运转的命脉，户部尚书的权力之大可见一斑。他不仅要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稳定，还要合理调配财政支出，以支持国家的各项事业。

户部尚书的实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掌控上，但是户部尚书的权力也并非绝对。 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他往往需要与君王、宰相以及其他部门官员进行协商和妥协，其权力的发挥同样受到多方面的制约。

吏部尚书主管全国官员的选拔、任免、考核和奖惩等事务，是朝廷在人事方面的最高决策者。吏部尚书的实权体现在对官员仕途的掌控上，他可以通过选拔和任免官员，来影响朝廷的政治格局。吏部尚书还可以通过考核和奖惩机制，来激励官员积极工作，提高朝廷的行政效率。

吏部尚书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和生活。然而，吏部尚书的权力也并非没有限制。 在选拔和任免官员时，他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避免任人唯亲或滥用职权。君王和其他朝廷势力，也会对吏部尚书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三位尚书都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相对较高的。然而他们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互动关系也是复杂多变的。在某些时期，某一位尚书的权力可能会相对突出，但在其他时期则可能会受到其他势力的制约和限制。

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古代政治体制的复杂性，也体现了权力运作的多样性。

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在实权上各有优劣，难以简单地进行比较。他们的权力大小和发挥程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君王的态度、朝廷的政治格局、时代的背景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这三位尚书的实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地说哪一位尚书的实权更胜一筹，而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以及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

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在实权上各有千秋，难以简单地判断谁更胜一筹，可以说是一样大的。另外则是，他们的权力大小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和判断。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位尚书在古代政治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相对较高的，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家如果还有别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和讨论。

宋朝兵部、枢密院、三衙都是军事机构，谁更有实权？很少人能说清

众所周知，在北宋之前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的局面充斥着极度的黑暗与压抑。虽然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不过70余年，但却经历了梁、唐、晋、汉、周等多个中原王朝，以及无数小型政权的兴衰更替。百姓在这个时期苦不堪言，国家的整体状况也早已岌岌可危，社会动荡不断。

宋太祖曾有过一番深刻的感慨，他说：“我宁可天下文官皆贪，也胜过武将造反。”他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在他所经历的53年时间内，见证了五代九姓十四帝更替的频繁，国家的局势动荡，像这样“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实属罕见。尤其是在五代十国的历史背景下，政权更迭如此之快，简直可以说是历史的悲剧。

宋太祖曾亲眼目睹过一次血腥的屠城惨剧，随着柴荣的指挥，他亲自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屠城。当他看到一位年轻的母亲被斩首，尸体倒在街头，而她怀中的婴儿仍在吸吮着母亲的乳汁时，内心深受触动。他无法忍受这种悲剧，于是下令停止屠杀，这一条巷子里的百姓得以幸免于难。后来，这条巷子被取名为“因子巷”，这也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深刻记忆。

亲历过这些惨状的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后，下定决心要约束军人的权力，努力建立一个更加以文治为主，武力辅佐的治理时代。于是，五代时期的军权被分割成三个部分：兵部、枢密院和三衙。这三大部门构成了宋朝的军事体制，贯穿了整个宋朝的历史。

那么，这三个部门分别掌握了哪些军事权力呢？每个部门又有谁真正掌握了实权呢？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争议。首先来看看兵部。兵部作为宋朝三大军事部门中的最古老之一，历史悠久，最早起源于《周礼》中的夏官大司马职，到了隋唐时期，成为了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之一。在唐朝，兵部是国家法定的军事机构，掌握了最大的军事实权，兵部尚书甚至在某些时期，能够与皇权相提并论。然而，随着唐朝的衰落，兵部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尤其是在五代的混乱局面下，军人对国家法度的践踏达到了极点，传统的军事部门——兵部自然难以幸免。枢密院等新兴部门逐渐分担了兵部的职能和权力。

进入宋朝后，兵部的军事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史料记载，宋朝初期，兵部的职权被枢密院和三班院所侵蚀，兵部并未设置尚书和侍郎，而是由判兵部事的二人处理事务。宋朝的三衙体系逐步形成，兵部的权力越来越微弱。虽然如此，兵部依然是三省六部中的重要部分，历代的传统政治势力并未完全放弃兵部的地位，甚至在元丰改制后，兵部的管辖范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

不过，宋神宗对于这种扩权的尝试持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祖宗制度中并没有让兵部掌握过多的军权，因此坚决拒绝将所有权力归兵部。最终，兵部的反扑宣告失败，兵部仅仅掌握了礼仪、武举选拔、民兵及后勤等一些较为边缘的职能。后来的学者普遍认为，在宋朝三分军权的格局中，兵部的权力是最弱的。

接下来谈谈枢密院。枢密院的制度最早源于唐代宗永泰二年，而作为独立的军事机构，枢密院在唐代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部门。在五代时期，枢密院的权力膨胀至顶峰，几乎掌握了所有兵权。尤其是枢密使的设立，标志着枢密院作为一个军事机构的正式开始。唐朝灭亡后，枢密院几乎接管了所有军事事务。

到了宋朝初期，枢密院依然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地位。尤其在战争爆发时，枢密院几乎是唯一的决策机构，有时甚至连中书都不参与军事决策。因此，在宋朝初期，枢密院的权力地位要高于中书。可随着时间推移，枢密院的权力开始逐渐削弱，尤其是在宋真宗以后，枢密院的实际权力大幅度下降。宋仁宗时期，枢密院的职能已经被大量文官所取代，甚至开始出现文官兼任枢密使的现象，这种变化使得枢密院逐渐丧失了作为军事核心的地位。

最终，枢密院的军事权力分散，尽管名义上它依然是最尊贵的军事机构，但它的实权已经不复存在。

最后，三衙四厢的形成与演变，为宋朝的军事体制增添了复杂的结构。三衙分别为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而四厢则为不同类型的军队指挥系统。三衙所掌握的禁军，实际上是宋朝的主力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大。禁军和厢军的分布，以及三衙的历史演变，表明宋朝的军事机构虽然权力分散，但三衙依然在实权上占据重要地位。

虽然这些部门没有直接的调兵权，但由于三衙的军官直接由宰相推荐，并由皇帝亲信担任，这使得三衙实际上掌握了足以影响整个国家军事格局的实权。随着历史的演变，三衙逐渐成为了宋朝军事制度中最具实质权力的部分之一，直至宋朝后期，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成为了军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通过这样的权力划分，宋朝有效地避免了武人掌权的局面，使得政权能够稳定地运作，但同时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受到了影响。宋朝的军事体制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其制度的缺陷，成为后人反思和借鉴的历史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