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
蔡骏(中)在武汉新书发布上。左为林东林,右为蔡家园。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张艳 通讯员 刘畅
8月12日傍晚,武汉江汉路暴雨如注,但难阻作家蔡骏的大批粉丝。他们冒雨涉水来到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武汉店),一睹这位“中国悬疑小说第一人”,听他分享最新长篇新作《谎言之子》。
蔡骏已出版《春夜》《无尽之夏》《镇墓兽》《谋杀似水年华》等三十余部作品。作品被翻译为英、法、俄、德、日、韩、泰、越等十余个语种。数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
《谎言之子》讲什么?死亡迷局引爆烧脑故事
作家蔡骏的长篇推理小说《谎言之子》,日前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中,蔡骏以“谎言”为线索,讲述了一个构建在谎言之上的故事,以此折射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挣扎与无奈——16年前的清明夜,上海郊区工地上发现一具面目全非且被剪断手指的尸体。刑警许大庆查案未果,不久妻子文雅向他提出离婚,随后在家中自杀。16年后,许大庆在妻子遗物中发现她与一个陌生男人的亲密合影。当一起连环车祸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潘多拉之盒”,一场盘根错节的死亡迷局被再次引爆,让读者沉浸于烧脑情节中的同时,也能深谙人性中善与恶。
在写作上,《谎言之子》通过“阴阳”两面的叙述,营造了一种罗生门式的艺术效果。“阳面”用全知视角展开叙述,按部就班地进行案件还原与侦破;“阴面”则从穆雪的角度,同时以“我”的口吻剖析真相。一明一暗,谎言与真相,交替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像是作者搭建的一个平行世界。
这种“阴面”与“阳面”交替进行推理与揭秘的创作,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让读者能够进一步感受悬疑小说的魅力,更深刻体悟人性善恶。
今夜谁在说谎?作家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
此次新书分享会的主题,也是主打“谎言”且颇有神秘感——“今夜人人说谎”。
蔡骏说,文学作品中充满着“谎言”,尤其是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但不完全是胡编乱造,因为典型人物与环境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真实的部分。“一半真一半假,真的中间有一点假,就是生活中人们常常说的谎言方式,如果全部是假的,那就很容易戳破了。”
他类比道,小说家就是用这样一种成功的谎言方式去编织一个故事,故事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来回穿梭,就深深地吸引了读者,再通过作家的写作技巧,就让读者“误入歧途”了!“读者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就落入小说家的圈套。小说家去编织更加巧妙的谎言,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各种各样的心理体验,一直到最后才揭开所有的谜底。所以,我们常常说,读悬疑小说,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次智力博弈。”
作家是谎言编织者的说法,分享会嘉宾、诗人、小说家林东林十分赞同。他看了这部小说后,觉得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谎言最厉害的地方,都抵不过作者本身的谎言,“一个作家的‘谎言’能力,或者说他的虚构能力,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写作品质。”
分享会的另一位嘉宾,作家、评论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蔡家园,坦言早知蔡骏这位著作等身的悬疑作家,但最近两个月才集中且细致地阅读其作品。
刚刚结束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从北京归来的蔡家园,是在评奖间隙中,在高强度审阅多部提名作品的“业余”时间中,花了七八个小时看完《谎言之子》。
“非常好看,我觉得故事特别抓人,特别地吸引我……阅读的过程中,人物的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让你跟着他们往前走,一起去感受、去思考,不断地去接近这个谜底……”他一连用了两个“特别”。看来,蔡骏的“谎言”也把他这个作家、评论家给“套路”进去了。
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有区别?两者没有鸿沟且融合
蔡骏、蔡家园、林东林的“锵锵三人行”,不可避免地说到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区别。
林东林说,在很多人眼里,认为两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他却越来越觉得,如果连通俗文学都写不好,是不可能写好纯文学的,在创作上两者没有鸿沟,“你必须先到达读者那里,才能到达一定的艺术高度。”
前不久蔡骏在南京进行新书分享会时,有小说家评价道,蔡骏的《谎言之子》包括他其他的悬疑小说,兼具了文学性和故事性两重维度。在林东林看来,“故事性就是让我们把一本书拿起来舍不得放下,文学性就是我们半夜把书放下之后还会再拿起来。”他看完《谎言之子》后,脑海中跳出来的名字是有“全球恐怖小说第一人”之称的全球最畅销作家斯蒂芬·金,“很少有人知道,他对类型文学的创作,正是建立在他的纯文学或者经典文学的阅读基础上的。”
蔡家园说,蔡骏作品有着独树一帜的“蔡骏小说美学”。“他通过多年的写作,把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类型小说,进行了一种融合,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美学。这也是他获得读者青睐,以及文学界、评论界对他肯定的原因。”
蔡骏吐露,自己从2014年又开始在系统性地写一些中长篇小说,“这本身是很难的,尤其是我们写类型小说的人,写惯了长篇类型小说,再去写纯文学的中短篇小说。但我不认为跨越不了,恰恰这两者之间有交集的部分。”
说到这里,蔡家园特别“广而告之”,蔡骏的中篇小说《鲁先生传》9月将刊发于《北京文学》,“挺好看,我也写了一个短评。”

“琼瑶作品大合集”出版!字字句句是为爱燃烧的热火
2024年12月4日下午1时,86岁的著名作家琼瑶告别了人世。在告别的视频里,她留下了自己精心装扮的美丽容颜,吟诵诗句概括自己的一生: “这趟旅程走来辛苦颠簸,且喜也有各种精彩唱和,经过了山路的崎岖不平,挨过了水路的骇浪风波,留下了……留下了……我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是我今生为爱燃烧的热火。”
琼瑶原名陈喆,1938年生于四川成都,4岁时随父母回到祖籍湖南衡阳。1944年因战火烧到衡阳,一家人开始逃难,一路吃尽苦头,差点饿死、掉进河里淹死、患疟疾而死,一度遭遇日军险些丧命。途中,弟弟不慎走丢,母亲急到失去理智,对琼瑶说出“怎么丢的不是你”这样的话,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害。所幸弟弟又找回来了。一路坐过轿子、车子、轮船、手推车,甚至箩筐等各种“交通工具”,好不容易到达重庆时,全家人只剩下身上的破衣服。这些经历成为琼瑶日后创作小说《烟雨濛濛》《几度夕阳红》的重要背景。
1949年琼瑶随父母迁往台湾地区。高中时,她因偏科严重两次高考落榜,后来决定放弃考学专心写作。高考落榜、爱幻想,这些特点也体现在琼瑶小说《一帘幽梦》中的人物紫菱身上。
琼瑶自幼爱读书,很有写作的天分,深得国文老师的喜爱。高中时期,在成长的迷茫中,琼瑶与大她25岁的国文老师相恋,这段感情无论是在现在还是过去,都是不被允许的,自然也遭到了琼瑶母亲的强烈反对,甚至愤而告到警察局和教育主管部门,最终老师被学校解聘,二人分道扬镳。
1959年琼瑶与青年作者庆筠因共同的文学爱好而结合,并生育了一个儿子。1963年,琼瑶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窗外》在《皇冠》杂志上发表,一举成名。而庆筠始终没能在文学上做出成绩,频遭退稿。两人因个性不合,事业发展不同步,加上因《窗外》的创作背景公开了琼瑶的师生恋等问题,最终于1964年离婚。
琼瑶一直与《皇冠》杂志社长平鑫涛合作,二人逐渐产生感情。1976年平鑫涛离婚,1979年琼瑶与其再婚,二人共同开启出版、影视制作的辉煌事业。
如果说从高考落榜生到登上文坛是琼瑶人生的第一个巨大转折,那么从畅销书作家到成立电影公司则是琼瑶的第二次转折。
琼瑶的处女作《窗外》被改编成电影,引起了巨大反响。影片中的男女主演秦汉和林青霞也都成为日后的巨星。琼瑶的小说被影视公司争相抢着改编,琼瑶和平鑫涛意识到其作品具有无可限量的商业潜力。他们自己成立公司,从前期策划到后期制作发行,全方位予以把控。琼瑶亲自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为了确保忠实呈现原著的情感与情节,不允许演员改动一个字。她与李行、白景瑞等知名导演长期合作,共同打造出了众多经典的琼瑶电影。
一般人都认为琼瑶只是一个言情小说作家,其本人也呈现出温婉浪漫的形象。事实上, 琼瑶是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商业奇才,为影视行业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演员、导演、编剧等通过参与琼瑶作品的制作而成名。 其选角眼光独到,创造了“二秦二林”(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等经典搭档,更是挖掘了一大批女演员,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琼瑶女郎”的造星现象。因为其作品中有很多的哭戏,琼瑶非常看重一个演员哭起来形象是不是美,甚至要求演员要卡着台词具体到哪一个字才掉眼泪。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武侠片等新兴题材兴起,港台观众对浪漫爱情题材产生审美疲劳,琼瑶片市场表现不如从前。她决定放手一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采用香港演员做主角, 邀请香港明星陈玉莲、郑少秋和初出茅庐的费翔拍摄了《昨夜之灯》。该片于1983年3月上映,可惜票房不尽如人意,这部电影也成为琼瑶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她之后就转向了电视剧的拍摄,并又一次创造了收视奇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两岸文化交流频繁,大陆丰富的自然景观、人文背景和大量优秀演员,促进了琼瑶电视剧的发展。除了首播权售卖,还可通过二轮、三轮播放及海外发行等获得收益,更为可观。
琼瑶电视剧主要是与湖南合作,其中有一段渊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琼瑶回湖南衡阳祭祖,一直拒绝记者采访。日后成为湖南卫视台长的欧阳常林,当时还是湖南经视的记者,出于职业的本能坚持对琼瑶进行追踪采访,甚至托人拍下琼瑶家的祖坟。这种执着感动了琼瑶,由此与他结缘并开启了长期合作。 1989年,琼瑶与湖南电视台合作拍摄《六个梦》系列电视剧,包括《婉君》《哑妻》《三朵花》等。1998年,《还珠格格》播出,让“小燕子”飞进了千家万户,达到了琼瑶影视的收视巅峰。
由于琼瑶夫妇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商业上的独特嗅觉,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持续辉煌几十年的文化企业。
评价琼瑶始终绕不开她的作品。作为言情小说的标志性作家,琼瑶为通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创作手法,为后来的言情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只是视她为一个文学价值不大的言情作家。最典型的批评来自李敖,认为其内容千篇一律,整天一把鼻涕一把泪,“她应该知道,这个世界除了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还有煤矿中的苦工,有冤狱中的死囚,有整年没有床睡的三轮车夫……”他建议琼瑶去做一个小世界外的写作者。
李敖的批评有失公允,琼瑶一生创作丰富,其实诸多作品都涉及了不少社会问题——《窗外》展现了个人情感与社会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烟锁重楼》对传统的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等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寒烟翠》反映了台湾原住民文化;《失火的天堂》中遭受了强奸、失亲等多重悲剧的少女,在改名换姓后依然逃不掉过去的阴影,该作品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偏见和舆论对个人的伤害;还有《庭院深深》反映出传统家庭观念对个人情感的约束,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感矛盾;《我是一片云》批评了妈宝男;《烟雨濛濛》呈现了战争对普通民众生活和情感的影响,还涉及到贫富差距导致的阶层对立等问题;《菟丝花》刻画了没有独立意志女性的悲剧;还有思考青春和人生观的《匆匆,太匆匆》……
即使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琼瑶笔下的女性追求纯真爱情,以人格平等的恋爱打破门第、阶层观念,也具有早期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社会处于快速发展与变革期,人们面临诸多压力与困惑,琼瑶作品中浪漫美好的情感,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间接推动了思想解放。八十年代,琼瑶作品传入到大陆,让人们在宏大叙事之外看到了对纯真爱情的颂扬,影响了一代人的爱情观,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琼瑶1982年在《匆匆,太匆匆》后记里有一段话,表达对生命思考的迷茫:“生命之短暂,岁月之匆匆,人生,就有那么多匆匆,太匆匆!青春,爱情,生命,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东西,却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珍惜。于是,我也感慨,我也怀疑。我也想问:什么是永恒?永恒在哪里?” 如今她在生命的尽头,用自己的作品回答了年轻时候的疑问——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我“活过”了,不曾辜负此生!
作家出版社今年刚推出了“琼瑶作品大合集”,囊括了琼瑶生前的全部66部经典作品。其中《我的故事》是其晚年二次执笔完成的完整自传作品,讲述了她由一个普通女孩成为著名作家的历程。
《尼日利亚文学史》
继2009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内首部非洲国别文学史《南非文学史》后,李永彩先生于2022年再次经由外教社推出另一非洲国别文学研究成果——《尼日利亚文学史》。这也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尼日利亚文学的国别文学史专著。
全书以时间为经、语种为纬,再以文类、作家、事件(如二战和尼日利亚内战)或现象(如奥尼查市场文学和卡诺市场文学)为要素,有层次、有重点地全面铺陈尼日利亚的文学画卷。全书共分五编。第一编介绍豪萨、约鲁巴和伊博这三个民族的口头文学传统,借助文本细读,探讨了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谚语、谜语、口头诗歌和传统戏剧的内容主题和语言特点。由于殖民统治对尼日利亚的社会进程、民族情感、本土文化认同等影响至深,因此该书后四编的历史分期以殖民统治的始终为界标,划分为前殖民时期、殖民征服时期、殖民统治时期和独立以来文学。每一时期都次第介绍豪萨语、约鲁巴语、伊博语和英语文学在小说、诗歌、戏剧、传记、儿童文学、文学批评等领域的概况和重要作家、作品。成就跨多个分期的作家,则按作品问世时间在相应的分期中评介。因此本书对作者的介绍是分散的,但好处是更好地维持了史著的时间脉络和历史进程感,便于紧密结合大的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附录中的汉语、外语两个索引可供读者以作家和作品名称为线索反向查阅正文相关内容,形成了对该书框架的有效补充。
作者认为,“文学史以文学创作为基础,但不只是单纯的文学叙事,还常常是国家叙事:一方面它勾勒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轨迹,总结其成就;另一方面它也描绘和反映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形象,强化和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第III页),因此本书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从始至终将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例如,第一编各章的第一节和其他四编每编的第一章都是“社会文化背景与文学”,交代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为随后论述该阶段的文学发展和成果提供背景;在介绍作家、作品时,作者也坚持史论结合,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解读作家的变化和作品的诞生与用意。这种观察视角不仅深化了对文学的理解,而且展示出文学对社会的镜鉴作用,从中我们看到了尼日利亚从部落文明到殖民统治,从国家独立到“比夫拉”战争(尼日利亚内战),从石油景气到军人独裁再到现今社会所经历的部落冲突、宗教对立、国家动荡、政治腐败、经济衰退、身份认同等各种此起彼伏或交织纠缠的危机。
在何为尼日利亚文学这个问题上,作者直接而中肯地指出:“笔者认为钦维祖的文学批评标准基本正确,但是他要求作家们必须用非洲语言创作然后再译成英语是不现实的。许多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在内,都把前宗主国的语言定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因此非洲人,尤其是尼日利亚人,用英语作为创作语言合理合法,情有可原。再说,钦维祖的诗歌和评论文章也是用英语写的。不然,世界怎么了解尼日利亚的文学和批评作品呢?!”(第581页)这种有理有据的铁笔直断在书中并非个例,体现了治史之人的功力和担当。
尼日利亚现代文学非常发达,作品量多质优,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诞生了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沃莱·索因卡,两位布克奖获奖者——钦努阿·阿契贝和本·奥克瑞,四位凯恩奖得主——海龙·哈比拉、塞贡·阿福拉比、E. C. 奥松杜和罗蒂米·巴巴同德。这些著名作家都用英语写作,加之最有影响力的尼日利亚文学作品都用英语写就,且大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因此目前国内关于尼日利亚文学的研究基本都专注于其现当代英语文学,成果多体现为个体作家或作品研究,且散见于期刊或研究非洲作家或非洲文学的专著章节中。《尼日利亚文学史》一书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并呈现了尼日利亚文学的发展脉络。首先,它挖掘了该国从三大民族有史以来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文学发展,大致勾勒了尼日利亚文学从古迄今的全程轨迹,时间跨度上千年。其次,它论及400多位作家、2900多部作品,首次构建出较为完整的尼日利亚文学谱系,可为尼日利亚文学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有一定继往开来之功。此外,它精准抓取了尼日利亚文学的所有组构要件,不仅考察书面文学和英语文学,还深入研究口头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力求完整、客观地表现尼日利亚文学的全貌。它不仅研究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四类传统文学体裁,还将翻译文学、学术写作、儿童文学、通俗文学和文学批评纳入考察范围,并且还论及神话与民间传说,甚至评介谚语与格言,可以说几乎从所有文学体裁中探寻了尼日利亚文学的足迹和辉煌成就。因此,本书也是一部采用大文学史观的文学通史。
《尼日利亚文学史》探查尼日利亚文学每一分期的社会背景,甄选三大民族文学及英语文学各自的重要作家及作品,史论结合,共涉及作家数百位、作品两千多部,真正做到了口头与书写并举、文学与社会结合、本土文学与英语文学并重,是目前关于尼日利亚文学最系统、最全面的论著。通过呈现尼日利亚文学的悠久历史和巨大成就,该书有力驳斥了西方人认为非洲没有原生文学、非洲人是“劣等民族”“下等人”等偏见,展示了“尼日利亚文学怎样由相对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各民族和各语言的文学形成国家文学,然后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验”(第II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