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诠释下的现实主义题材越剧《我那“疯”的娘》导演俞鳗文说
本剧通过“疯娘”这一艺术形象，展现人类最质朴、最无私的母爱。故事发生在一个疯子的意识里：失踪多年的“疯娘”突然归来，寻找她名唤小树的儿子，村民全都否认，“疯娘”却坚定地认为大家刻意隐瞒真相。当小树突然出现，久别母子终于相认。但村里陆续出现了几个长大的小树，这让“疯娘”不断地问自己：他们是谁？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当小树将“疯娘”引领到她自己的意识深处时，“疯娘”遇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可怕的往事也随之慢慢浮现。
知名青年舞台剧导演。现任职上海昆剧团。200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2012年经由中国戏剧家协会选拔，结业于全国青年导演艺术家研修班。近年舞台代表作品 :当代小剧场实验昆剧《夫的人》；舞台剧《枕上无梦》；新古典主义昆曲剧场《望乡》；人文新淮剧《半纸春光》；新南戏系列•昆剧《孟姜女送寒衣》；婺剧现代戏《紫金滩（往事）》；越剧现代戏《黎明新娘》；当代昆剧《峥嵘》；当代苏剧《绣娘》。
《疯娘》是王恒绩于2004年底创作的5000字的小说。主要描写疯娘对她的儿子——小树的爱。小说还写出疯娘这一辈子的悲惨，直到最后为了给儿子摘野桃，死在了山谷里。
俞鳗文：越剧《我那“疯”的娘》用实验戏曲的方式，将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转变为意识流戏曲剧本，用写意、抽象的方式表达现实的情感。
小说中有句话：“不管她有多么不清醒，每一份母爱都是清醒的”—《疯娘》，非常打动我。我用实验的方式去描写一个疯子的世界，一个疯了的母亲的心理世界。观众看到的“所有的呈现”都是从一个母亲的内心视角出发的。
俞鳗文："疯娘"时而清醒时而疯魔。“疯娘”片刻清醒时，观众看到的舞台呈现是正常的世界，是写实主义、抒情的、正常的；而“疯娘”不清醒时，观众看到的舞台上的世界也是变异的。
那如何区分正常与变异的世界？越剧《我那"疯"的娘》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我们并非用舞美展现"正常"和"变异"，而是演员纯粹用表演的方式呈现，让观众同步感觉到“疯娘”眼中世界的变化。
全剧基本从疯娘的主观视角出发，观众所见与疯娘同步，只有一场使用了第三视角，从客观的角度、第三人称的视角向观众展现“疯娘”是如何疯的，在这场戏中观众可以一目了然地感觉到演员表演风格的变化，体会客观视角的舞台呈现。
演员如何通过表演，将"疯娘"眼中变异、扭曲的世界更真实地展现在舞台上？在《我那"疯"的娘》中，演员借助唱、念、做、表，通过音贝及音速的变化、唱腔的变化、肢体语言的展现，将“异形感”、“毛边感”展现在表演中，从而呈现舞台上"疯娘"眼中的世界。
俞鳗文：我此次做小剧场戏曲，完全不借助于外部的硬件，而是纯粹用舞台手段让观众感觉到观看《我那"疯"的娘》像是观看一部电影。
我不再借助舞台剧以外的方式，而是将舞台剧合适的唱、念、做、表，都融入进去。带给观众的视觉感受像一部散文诗，又像是一部独白的电影，用视觉情绪，感染观众的情绪。
我在每一次小剧场戏曲的实验"点"上都有不同的侧重，这一次对于《我那"疯"的娘》演出的实验"点"，主要在探索"纯粹表演风格的不同如何展现主观、客观视角、情绪视角"，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到非常的愉悦。
俞鳗文：对于小剧场戏曲展演，我有自己的想法。通常与剧团合作的第一部戏，我会帮助演员建立他们的表演观，而第二部戏，我便会开始开拓他们的表演观，帮助他们将演绎素养变得更为多元化。对于小剧场戏曲展演的实验性，我考虑更多的也是对演员、对团、对剧种自身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小剧场戏曲展演需要打破原有的安全系数，那如何让演员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够在表演层级上有所突破，这很值得思考。我会提前了解演员的表演个性、剧团的艺术个性，有效地带演员往前走一步，让演员演起来很过瘾，满足演员的表演欲望，使其达到高潮。
我心中的小剧场戏曲并非打破前人所做的事情，而是真正尊重、理解、传承前人，并在时代性上前进一步。
2022年12月10日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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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独家专访 | 意识流诠释下的现实主义题材——越剧《我那“疯”的娘》导演俞鳗文说》
导演文牧野：现实主义题材和商业化并不能完美融合
从外部视角看，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一般叫好不叫座，很难与商业化进行较好的融合，如何在市场、艺术和现实观众情感中找到平衡，长期考验着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者。
8月17日，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9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表达与时代精神”青年电影人论坛上，导演文牧野无疑是个焦点。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围绕他的话题，依旧是关于现实主义题材和商业化怎样更好地融合起来。
2018年，文牧野导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成为了口碑票房双丰收的一部现象级电影，几乎囊获了华语电影各大奖，年纪不大的文牧野因此被评为“出道即巅峰”。3年后，再次检验他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拿捏平衡的社会现实题材影片《奇迹·笨小孩》上映。
文牧野认为，现实主义题材和类型化（商业化）之间，不可能完全实现平衡，而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从外部视角看，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一般叫好不叫座，很难与商业化进行较好的融合，如何在市场、艺术和现实观众情感中找到平衡，长期考验着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者。而《我不是药神》的出现，成为了影视行业、电影研究者的重点关注对象，随后上映的《奇迹·笨小孩》亦体现了文牧野在现实主义和商业化实现较好融合的方法论。
“现实主义类型化了，自然就面临着娱乐性和社会性的博弈。又想省钱、又想卖得好、又想艺术璀璨，是比较难的。需要判断这个片子的最后落点究竟应该是什么。这需要去摸索。肯定不可能艺术和商业都达到饱满的状态。有些题材可能宽度比较大，可以在相对不折损其他元素的情况下，实现相对饱满。”文牧野说。
《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均聚焦于小人物的群像式表达。但文牧野并没有强制自己必须做群像表达，他只是有一个标准：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包括配角，尽量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间足够立体，“他不是一个角色，而是活的人。”
对于《我不是药神》，文牧野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如走访病人、医生、医药代表，搜集资料足够的资料后，把相对代表性的精华提取出来。《奇迹·笨小孩》也是在准备过程中，走访了人才市场、电子厂等，先做调查，服务故事的同时，实现人物的质感。
对比《我不是药神》而言，《奇迹·笨小孩》的拍摄时间相对较短。“有时候拍电影或者写人物就像种地，北方有的时候（稻子）是一年可能一熟，如果真是到了二熟三熟的时候，你也得种，不可能不种地，该刨得还得刨，该施的肥还得施，但可能要压缩一些时间，电影要有一定工业化、系统化的操作。”文牧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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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导演文牧野：现实主义题材和商业化并不能完美融合》
现实题材/《县委大院》群像塑造出色
图：《县委大院》男主角梅晓歌（前）工作脚踏实地，面对卖假牛风波，他选择亲自处理。
2022年年末，《县委大院》以每集平均1.94%的收视率结束在央视一套的首轮播出，成为了继《山海情》之后又一热度“出圈”的献礼剧集。比起有单一主线、矛盾明确的《山海情》，《县委大院》人物众多、情节交错、线索庞杂，在创作上的难度无疑更大了一些。因此，在笔者看来，《县委大院》的成功，与其背后由孔笙带领的导演团队优秀扎实的导演功力是分不开的。于 童
近年来，“写好现实题材”成了内地影视创作领域的共同追求，不过正所谓“论古易、谈今难”，能够真实、精彩地讲述现实故事的作品堪称凤毛麟角。然而，在很多创作者都在抱怨现实题材创作空间太小时，导演孔笙和他的团队却用《父母爱情》《欢乐颂》《大江大河》《山海情》等一系列收获口碑的作品，一次次证明了题材并非创作的桎梏。其新作《县委大院》则讲述以胡歌饰演的县长“梅晓歌”为中心的光明县干部们，开展日常基层治理的工作。
第30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2015）的组委会曾给予孔笙这样的评价：“他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深邃的专业精神，达到了戏剧内容和影像风格的和谐统一，在生活的困苦中透出理想的光芒，在人性的温暖中挖掘向上的力量。”这一评价可谓十分中肯。纵观孔笙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创作上的特点：以“家庭式关系”为中心塑造人物群像、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简约质朴的影像，以及真实自然、准确合理的表演风格。正是这些，让“孔笙式”现实题材作品成为了观众的选择。
正如《欢乐颂》中孔笙对“五美”关系的深化重塑，在《县委大院》中，孔笙也比照家庭中的亲族关系，将县委干部们的工作关系进行了再造。例如，胡歌、吴越这对“县长+书记”的搭档在性格架构上，就采取了温和稳重+雷厉风行的模式，十分容易让人联想到“慈父严母”的家庭关系。再加上沉着老练的宣传部长李唐、踏实木讷的新人公务员林志为和各怀心思的几位村支书们组成的“兄弟姐妹”，这种类比式的再造使得“县委大院”的日常，观众从干部们的工作感受到他们更像亲人们的相处，也让主角团队的“共同努力”有了更加温情的观感。
孔笙曾在专访中谈到，如果有一个细节或者镜头失真就会让观众出戏，从而导致他们对整部戏失去信心。在他的作品里，这种对“真实感”的追求不仅表现在对布景、道具等硬件上的用心，更体现在其对演员表演、台词这些“软件”的要求中。《县委大院》汇集了胡歌、吴越、张新成、李光洁、刘涛、尤勇智、万茜等不同年代的演员，当他们出现在剧中时，即便角色们有不同的性格，演员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都在“基层干部”这一群体形象的固定范围之内，让观众更容易接受角色们的真实性。这种统一性与导演对自然真实、准确合理的表演美学追求，是分不开的。
随着“孔笙式”现实题材剧集在收视率和颁奖季上的连战连捷，愈来愈多的影视创作者，将目光投放在备受青睐的当代现实主义题材剧集创作上。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对比近现代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以2010年以后为时代背景的当代题材剧目在创作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警察荣誉》《我们这十年》《县委大院》等优质剧目虽然都在口碑和收视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在剧情的编排、人物的刻画上，它们普遍存在情节性弱、主角形象没有记忆点等问题。诚然，现实中的人们和现实的生活未必都有着很强的戏剧性，在基层工作中，工作人员面对的往往都是十分琐碎的矛盾。但创作者也应该看到，电视剧作为大众娱乐的重要产品，观众对其娱乐属性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影响力。笔者希望未来在中国荧幕上，能够看到更多兼具现实性与戏剧性、反映当代国人所思所想、所经所历的精彩剧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