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金如何融合故事与小说？

更新时间: 2025-08-11 11:5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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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说，《魔戒》的灵感源自语言学，他需要为精灵语提供必要的历史；“魔戒大战”的历史是随故事讲述展开的，其中汇聚着更为古老历史的点点滴滴。也就是说，托尔金的中洲世界始于毫末垒土，乃一针一线编织而成，绝非神力所创。在中洲世界里流连忘返时，我常忘记托尔金是一位二十世纪作家，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同处一个时代，也因此忽略了《霍比特人》《魔戒》等一系列长篇小说的复杂性。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指出，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第一个征兆就是长篇小说的兴起。他区分了故事和长篇小说：故事注重教育意义，故事里总有实用的东西，或道德训诫，或生活知识；长篇小说则注重生活的意义。

阅读《魔戒》会发现，故事里的人物一直在赶路，路上呈现的除了黑骑手和恐怖飞兽，更多的是山河湖海、花草植被以及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细节丰富得堪比博物志。《魔戒》的最后，托尔金展示了人类的“列王纪实”、霍比特人的“家族谱系”、精灵的“语言与文字”，在《精灵宝钻》和《努门诺尔与中洲之未完的传说》中，还能看到精灵和人类更古早的历史。

在“魔戒大战”发生的第三纪元，精灵躲在罗瑞恩，惧怕且不信任外面的世界；劳瑞林多瑞南的森林里，树变得越来越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正在逐渐逝去。至尊戒的销毁开启了历史的第四纪元，精灵退隐，人类登上舞台，世界更加败坏。在此前的时代里，人与自然共同抵抗神力统治世界里的暴力，“人与百兽一样，簇拥着旧日光阴的扭转而行动”。讲故事的人一直坚守对那个时代的信念，那是席勒称赞为“天真、浪漫、诗意”的时代。

在《魔戒》中，历史传说以史诗的形式传唱，人们在吟咏之间为自己的人生导航。霍比特人山姆在史诗中激发潜藏的力量，梅里、皮平在传说的影响下对精灵崇拜有加。在奇立斯乌苟塔下，山姆和弗罗多坐在两根巨大石柱间的漆黑裂罅里，展开一场关于“故事”的对话。

山姆以前认为，那些冒险故事都是了不起的人厌倦了生活的无聊，故意找的娱乐、刺激，后来发现，在那些传说里，人物好像就是那么“掉到了故事里”。他们有可能回头，只是后世听到的都是坚持走下去的故事。对故事里的人而言，并非所有故事都有好结局。在科茂兰原野的火山脚下，火焰的河流顺着山坡向他们缓缓淌来，山姆握着佛罗多的手，用故事勉励他，后世的人会说：“现在该讲讲九指弗罗多和厄运魔戒的故事了”。他不说自己参与了一次伟大的冒险，而说自己参与了一个伟大的故事。他为此骄傲，这是独手贝伦跟伟大宝钻的故事延续，他是英雄、大力士山姆怀斯。

在《魔戒》结尾，山姆送走弗罗多，回到傍水镇的家里，妻子罗丝拉他坐下，将女儿小埃拉诺放在他膝头，他深吸一口气，说：“啊，我回来了。”这句话就像童话里的“从此以后，他幸福快乐地度过了一生。”这也是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的夙愿。《魔戒》这部“童话”给我们以智慧和勇气，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山姆身上，就会相信“魔影终归只是渺小之物，且会逝去，而在魔影无法触及之处，光明与崇高之美永存”。

至尊戒的原型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牧羊人得到一枚能让自己隐身的戒指，于是，他潜入王宫，诱惑王后，弑君篡位。柏拉图讨论的是，如果一个人干坏事却不用承担后果，那么，他是否还还需要做好事？魔戒乃万恶之源，如精灵埃尔隆德所说，“乃是全然邪恶”。魔戒的力量过于强大，单是对它的渴望，就足以腐蚀人心。埃尔隆德揭开了魔戒必须被毁灭的真相：只要它存于世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索隆。波洛米尔、山姆都受其诱惑，弗罗多的意志也难以摆脱其黑暗魔君的吞噬，若不是咕噜，他是否能将魔戒扔进“末日裂罅”，就很难说了。

托尔金从未避讳弗罗多的弱点，但这与阿基琉斯的易怒、奥德修斯的狡猾不同。弗罗多甚至险些“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始终无法实现和谐统一，咕噜和斯密戈的分裂，似乎就是弗罗多人格的投射。弗罗多与史诗中的英雄相去甚远，却与我们极其相似，他背负的“魔戒”重压，也是我们的道德重担：

托尔金强调，不要将他的小说与现实对照。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山姆转移到弗罗多身上，很难不想到二十世纪的战争题材小说。在“魔戒大战”后，弗罗多对甘道夫说：

本雅明这样区分小说家和讲故事的人：前者需要整体连贯的记忆来讲述一个英雄，一段历程，一场战役；后者需要短期记忆，来追寻诸多纷乱的头绪。然而，“随着史诗艺术的衰弱，这两种方式在记忆中的统一便发生了断裂。”倘若中洲世界的记忆由传说、史诗编织而成，那么，弗罗多的摇摆、软弱与心灰意冷则揭示了时代记忆里的罅隙。正是小说，让我们得以窥见，“在天翻地覆的毁灭潮流中跌宕起伏的，是那渺小的、孱弱的人的躯体”。本雅明认为，小说将社会历史变迁与个人生命发展融为一体，其中的故事不旨在宣教，而意在烘托生命里的种种不圆满和残缺不全。小说作者将个人经验里的不可言说之物表达出来，在生活的枯燥中呈现出繁盛与丰沛，由此显示“生命的深刻困惑”。

这就是我们在弗罗多身上看到的。托尔金小说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他通过故事给人智慧和勇气，但从不漠视时代洪流中渺小个体的生命困惑。他是讲故事的人，也是写小说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回事。托尔金的小说，融合了古老的讲故事的艺术，就像粗粝的岩石融化后重新凝结起来的晶体。

本雅明指出，故事的衰弱，源于经验的贬值，其征兆之一是小说的兴起。然而，小说描绘人物命运的得失，让我们从封存于记忆的生命流程中看出自己人生的总体性和谐，克服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对立，把握从生活中不能获得的、无以言说的生活意义。如本雅明说，“以阅读到的人物的死亡，来暖和我们自己寒冷的生命感觉”。这恰巧又会反过来丰富我们的经验。虽然是私人经验，却是人类共通的。

当我们不再相信新闻与影像，在寓言、童话、史诗、传奇中也难以满足，还可以在托尔金的中洲世界里获得整全的意义。人类自古以来的担忧、恐惧、懦弱、希望、信念、勇气，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欺诈、对抗、互助与爱，经过中洲世界语言回炉，再次鲜活起来。当我们走出中洲世界，回到眼前这个变乱交织、充满风险与挑战的世界，就会意识到，一个充满光明与崇高之美的未来，需要我们要放下纷争，努力去寻求共存共荣的基石。